不应坐等顶层设计

近年来，“顶层设计”成了一个时髦用词，但明显有意义泛化的迹象，似乎大大小小的改革举措都需要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于面前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无动于衷，坐等上面的顶层设计。

重大的战略性改革框架和改革路径等，的确需要依靠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并非提供具体细微的执行方案。顶层设计并不排斥也不应排斥中层设计甚至基层设计，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的。顶层设计有时甚至需要依靠其他层面的设计及其实践去推动、完善。下面笔者以上海股市诞生、发展的案例来予以说明。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涌现了大量的新办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属于当时的体制外企业，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只能到计划外去寻找。于是，这些企业便向民间集资，向职工集资。作为集资“凭证”的各种各样的“股金券”、“内部股票”就出现了。

简单、粗糙的发行制度，后来逐步被更为公开、更为规范的发行制度所替代。 1984年11月13日和1985年1月2日，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分别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从而股票公开发行的制度安排得以确立。

无论是规范的股票还是不规范的股票，持有人出于资金周转和规避风险的需要而逐渐产生了转让需求，有些人甚至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自发转让。这种转让造成的隐患使管理层无法袖手旁观。于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规定：持有人要转让需自找对象，并到代理股票发行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办理转让手续。 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始成立并接受股票买卖委托，也就是股票持有人不需要再自找交易对象了。从此，上海有了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伴随着股票交易和国库券交易的日益活跃，规模日益壮大，市场日益强烈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证券交易平台。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于12月19日开业。上海股市由此实现了集中、统一的电脑配对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