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群体性事件与政治谣言

古代群体性事件与政治谣言

回顾我国古代历史,言论不自由,信息不畅通,民间以民歌、民谣、童谣作为一种特殊的公众舆论,其中涉及政治、人事的谣言则具有褒贬的寓意。例如宋代著名清官包拯,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深受百姓爱戴,有民谣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是说想打官司走不起后门,就去找和阎王爷一样不收礼的包拯。相反,明代严嵩因善于谄媚皇帝而当政,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排除异己,诬陷并杀害了许多人。朝廷大臣或趋炎附势,或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责备他的民谣则传布京城:“可笑严介溪(严嵩号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里的赞扬或讽刺,都反映了民意。正因如此,古代开明的政治家特别重视民谣的社会作用,在汉代出现过以谣言考核官员,令三公谣言奏事的史实。以民谣所反映的民意来调整政策和升降官吏,民谣由此发挥了它的社会舆论功能和政治监督作用。

也正因如此,某些人别有用心,恶意地凭空捏造消息,迷惑群众,目的是操纵民意,制造舆论以实现他的某种企图。即所谓造谣诽谤、造谣中伤、造谣生事,其中带有政治倾向的谣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大多数统治者非常重视此类谣言,关注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作出积极的政治回应或政策调整,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也会对此类谣言加以疏导、利用或限制、打击,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立法以扼制谣言,是历代统治者首选的方针

首先是对制造和散布谣言的人用严酷的刑罚予以打击。古代的统治者害怕谣言,千方百计要制止谣言,严刑峻法,滥施刑罚,是大有人在的。西周传到周厉王,施行暴政,遭到国人的毁谤,厉王采取严厉的控制言论的措施,利用巫师监听,假托神灵有谤必知,“以告,则杀之”。这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们路上相遇,不敢说话,只能以目光表示问候。最终不堪忍受的国人赶跑了周厉王,后来他死在叫做彘的地方。其后周宣王、周幽王已失去周文王、周武王的遗风,造成平王东迁,结束了西周。

古代大多数谣言和现代的谣言一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追根溯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相当警惕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离心离德倾向,对谣言、诽谤实施严刑峻法。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设立诽谤妖言罪。之后二年,有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变为石块,老百姓有人在那块石头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听说了,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问,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下一年秦始皇在出巡时死于沙丘宫,四年后秦朝灭亡了。

其次是公正适度运用法治。汉王朝建立后,社会逐渐稳定,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大加整顿,下诏让群臣直言规劝过失,又恐怕群臣不敢直言,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在诏书中,还特意针对老百姓指出:有的百姓祝告鬼神诅咒在上位的人,官吏就认为是危害君父的“大逆”罪;他们如果说了什么,官吏又以为是诽谤。其实这是小民的愚昧,由于无知而触犯死罪,我很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是主张立法贵宽、行法贵断的,他评论说:诽谤和妖言的禁令,秦始皇实行了,从而立即出现灭亡;汉文帝下令解除了它,成为一代贤君。逐一地看从前历代,没有不是这样的。可见国家兴亡治乱的先兆,在于言路的通畅与阻塞之间罢了。

再次是合理量刑。南北朝时北魏有一个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妖言惑众,应当是死罪。但是他只有九岁,而且是别人指使他说的。是杀是赦?在司法官员中展开了辩论。依照“与杀无辜,宁失有罪”的精神,该赦。根据《法例律》的规定,赦免八岁以下儿童的死罪需要向上请示,按照《礼记》的说法,七岁以下的孩子有罪才可以不加刑,可是刘景晖已经九岁了。结果太后下令,终于赦免了。

为政者面对谣言,其所作所为至关重要

汉成帝时期,由于大水、地震、日蚀等自然现象,民间谣言纷起,成帝对此进行反思,表示天降怪异是不祥之事,罪过在他自己。于是端正自己的言行,并罢斥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改良政治,派官员巡行天下晓谕民众,说明真相,对于消除流言,改善社会治理起了积极作用。清代末季某些地方官员接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在防控谣言方面也有一定成绩。1910年到1911年东北鼠疫,谣言盛行。当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没有使谣言对防治鼠疫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而使民众逐渐相信防疫措施的科学化,促使了防疫效果的公开化。

作为不力,应对谣言失当,不仅不能防控谣言,而且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晚清,政府腐败,官员跟不上近代形势,防控谣言不力,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宣统二年(1910年),广东广韶有谣言,“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引发民众与调查员绅为难。由于调查员绅企图请兵弹压,结果酿成乡人包围官绅事件。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清末地方官员在危机处理上失当。官员们只知道循章办事,而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与统治者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如果处理不当,则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采取一些相对合理的措施,就能够使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趋于正面。

有所作为,合理疏导,改善社会治理,是政府防控谣言的根本途径。周代邵公规劝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只能治标不治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合理疏导。广泛听取民意,积极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从而进行前瞻性的决策或施政等,及时科学引导社会舆情,构建起应对谣言的长效机制。古代谣言防控及其舆情疏导的成败教训,值得借鉴。

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

我国古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都非常注重端正视听,正确对待流言。为政者,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是舆情客体,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对防控谣言起着关键性作用。

明神宗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必须解职,回家守制。他辅佐十岁登基的小皇帝五年来,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库粮可支十年,边境安宁了,但小皇帝没有批准他回原籍守制,他只好“辞俸守制”,仍旧留在内阁。当时意见很多,认为违反常情。万历七年,南方流传海瑞有弹劾张居正的奏疏。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很大,所以一时谣言得以流传。张居正很理性,不相信有海瑞上疏的事。南京官员胡槚怀疑是宁国府生员吴仕期所为,并转告张居正。张居正知道如果胡槚把这事奏明上去,会株连许多人,是要兴大狱的。于是写信给胡槚,把他的奏疏搁置起来,从而化解了一场特大谣言事件。

南北朝时北齐名将斛律光,镇守北齐西境,屡立军功,官至左丞相,虽贵极人臣,节俭自守,不好声色,杜绝馈饷,不贪权势。北齐是从北魏分解出来的,魏被分解成北齐和周。齐在东,周在西。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忌惮斛律光英勇,秘密编造谣言,让间谍泄漏到齐国都城:“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齐都的儿童就在路上传唱。北齐宰相祖珽又添油加醋,向齐后主解释说:“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谣言甚可畏也”。谣言中,百升指容量单位“斛”,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斛律光字明月,其弟斛律羡,字丰乐。高山,喻北齐后主高纬。槲木,喻斛律氏。意为斛律氏要夺取高姓政权。不理智的齐后主杀了斛律光,并灭族,铸成了大错。周主听说斛律光死了,为之大赦。五年后周灭了北齐。

智者、先辨、不极、不信、不愆、勿听、慎之:远离谣言的七项素养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总结以理性认识谣言的理论,千百年来,为历代政治家所体验、所认同,看成自身修养、行为准则,重视、学习并在实践中应用。

流言止于智者。谣言能够迅速传播,一是传播者的盲从,一是一时难辨真假。理性认识,遏止流言,荀子有其见解,留下千古名言:“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滚动的圆球在像瓦盆一样的低洼处停止,谣言传到有见识的人那里就停止传播了。形容流言禁不起分析。荀子接下来说:对是非有疑问,用过去的事衡量,用眼前的事检验,用公正的心考察,那么流言蜚语就会止息,恶言恶语就会消失了。

圣虑先辩而民自信。如果帝王头脑首先清楚起来,那么谣言如何兴盛得起来?这是唐宪宗李纯的理论。他让人在已故大臣唐次所撰《辩谤略》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把从周到隋有关诽谤的谣言收集成书,号《元和辩谤略》,随时阅览。《序言》中说:“圣虑先辩,谤何由兴!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流言不极。孔子讲述儒家的行为准则:“过言不再,流言不极。”错误的话不说第二遍,流言不去追究。为什么如此理性地看待而不去追究?这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贪图别人送的财物,不沉迷于玩乐爱好,众多的人来威逼不惊惧,用武器来恐吓也不会害怕,见利不会损害道义,遇到生命危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

闻流言不信。“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这是孔子阐述的道德规范。对于久不相见的朋友,听到关于他的流言并不相信。这也是有前提的:“合志同方”,“其行本方”。既然志同道合,确信对方行为所本必定方正,当然就相信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遵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打下使人信任的基础;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友情真挚,节操坚贞,即便久不相见,仍是听到流言不信。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这是荀子引用古诗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言行端正,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具体是指:具备辞让的品德,不说人们忌讳的话,不奇谈怪论,凭着仁爱之心去说,凭着学习之心去听,凭着公正之心辨别是非,不被众人的诽谤或赞誉所动,也不去迷惑别人视听,不去买通权贵们的权势,不去喜爱左右亲信的言辞,所以能够身处正道而无二心。自身端正,别人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澄清吏治,强化官员自身的素质,是防控谣言的根本之计。

无稽之言勿听。既要勤于听纳,又要不妄听闻,务实求是,是我国古代为政者的一条准则。《尚书·大禹谟》记叙舜帝在肯定禹的功德之后,要把帝位禅让给禹,嘱咐禹:“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讲:“凡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又说:“无稽之言”“君子慎之。”只要是“谣言”,不论来自什么途径,都要慎之又慎。对于不足凭信的言论,是要十分慎重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前人的教诲,一贯保持戒惧,防于未然,谨慎对待,慎重处理,不给谣言制造者留下可钻的缝隙。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掌控》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SR12-022))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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