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又是从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说,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订单增加。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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