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走出“闯红灯”的交通治理困局

日前，深圳市交管局发布消息，决定从5月23日起，对行人闯红灯进行最高100元的处罚。同时，为了处罚执行顺利，还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配套措施”，比如，现场不配合执法可能被“拘留”，拒绝缴纳罚款者日后禁止申领驾照等。由于罚款数额“全国最高”，这一措施引起舆论热议。

整治“中国式过马路”，各地可谓煞费苦心，花样频出。罚款数额从5元、10元、20元，进而到100元。有人说，单笔罚款数额创新高，除了说明“深圳经济发达”、“深圳人有钱”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可以表明深圳对规范交通秩序更有信心？还有人说，既然祭出“重罚”的大旗，就不妨加大力度，罚1000元如何？看谁敢在深圳街头闯红灯？

其实，机动车在深圳闯红灯，也曾经被媒体感叹为“史上最贵处罚”。机动车闯红灯罚款500元、1000元，甚至累计最高处罚1万元，在深圳的执法实践和立法讨论中，都多有提及。然而，反对者称，行政执法如此依赖“重罚”，而不是批评引导、感化教育，就是把罚款当追求，把手段当目的，是一种懒政思维。还有人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逐利趋向”，把公共执法当成企业经营行为，罚款本意是矫治违法行为，反而成为交管部门的创收渠道，如果这样，不如交管局直接改为有限公司，局长直接改任“CEO”。

对此，交管部门往往会以强化规范执法的“收支两条线”来回应舆论质疑。即罚款并不进入交管部门“腰包”，而是进入财政掌管的“国库”，而交管部门的经费由财政部门另外拨付。罚款多少与交管成本、民警工资福利并无多少关系，交管局长会这样解释。但被掩盖的真相却是，很多地方党政官员和财政主管，基本“看不上”交管部门上缴的罚款，而是以“交通民警风吹日晒、交通执法不容易”的体谅态度，视地方财政实力予以返还，基础好的地方罚款全部返还，基础差的地方罚款部分返还。也就是说，“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收入与支出”形式上的分离，但并没有斩断交管部门与罚款使用的利益关系。“多罚多得，少罚少得”的现象没有得到治理。

由此，交管部门对交通违法行为加重处罚，往往会陷入“动机论”、“利益论”和“选择性执法”的质疑怪圈。一说严管交通，就被质疑“动机不纯”；一说加重处罚，就被质疑“生财有道”。由此，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公信力逐渐流失，底气不足，难有作为。

而交通秩序治理，牵涉到公众最直接的社会观感，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环境评价和生活幸福指数。无视交通信号，汽车横冲直撞，行人随意穿行，已经成为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的城市管理乱象而广受诟病。“中国式特权车”、“中国式过马路”一再引发社会整体性反思和广泛讨论。

因此，在家庭逐步进入“轿车时代”，中国逐渐走进“汽车社会”之后，“严管交通”已不再是交管部门一厢情愿的施政思路，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共识。几年来，各地交警对“酒驾”、“醉驾”的集中打击，改变了很多人“喝酒驾车两不误”的生活习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都市生活的新常识，“代驾”业务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里，今年，交管部门提高了对“酒驾”、闯红灯的处罚力度。但诸如“闯黄灯”要处罚等措施，却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交管部门开了“收回成命”、“暂不执行”的执法先例。

“严管交通”的实践表明，在社会转型和历史性变革中，社会管理者要具有前瞻意识和进取情怀，在容易获得公众支持和达成共识的领域，可以顶住“动机论”、“利益论”的质疑压力，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走向文明、秩序的大方向，就要勇于尝试，大胆作为，做错了，不怕，只要改正就好。面对民意诉求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呼声，不能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错失改革良机。

同时，还要认真解决“罚款收入”返还之后，如何使用的监督问题，增强交管经费使用的透明度，把交管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才能逐渐减少公众的疑虑。只有执法者敢于严管，善于引导，加上不断提高的民众交通规则意识，才会营造良好而舒适的交通出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