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革命精神　凝心聚力实现贵州“中国梦”（2）

二、遵义会议精神是贵州宝贵的精神财富

诞生在贵州大地上的遵义会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表征。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是一种政治精神,更是一种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不断追求独立和解放历程中一笔有着独特价值的精神财富,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长河中。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贵州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省份,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党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具体包括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这段时间,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基奠；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从这些会议召开的背景、召开的方式、参加人员的表现、取得的重大成果、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独有的精神,即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特定阶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1984年1月,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李鹏总理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深化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同志、栗战书同志、赵克志同志都非常重视并明确指示,要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由此,理论界开始正面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准确表述。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

目前,各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述和概括尽管各不相同,但基本内涵主要有“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

“坚定信念、不怕困难”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前提。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正视现实、直面困难,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挫折,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在湘江战役后的行军途中,广大指战员都在思考革命的前途,怎么改变被动局面。领导人们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队伍没有散、没有垮,还要继续奋斗。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可能成功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尽管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对当时的困难局面作了深刻分析,但对革命的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然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主力红军遭受到挫折,然而英勇的红军主力仍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配合,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在全体同志和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下,革命的“挫折丝毫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各种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正是由于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才有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从而实现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实事求是、勇于反思”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我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勇于反思在遵义会议中和遵义会议前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在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勇于反思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榜样。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而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存在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即时作出了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

“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特殊情况,当然对这个特殊情况不应做更多的引申,否则会造成似乎如果与共产国际没有中断联系,那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积极成果这样的印象。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当时正是李立三“左”的思想发展时期,此后就是更“左”的王明教条主义,直至遵义会议实现转折才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遵义会议为“独立自主”提供了历史的机遇。遵义会议坚持敢闯新路的决策思路,取消“三人团”,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真正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这个宝贵思想。遵义会议后,开始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敢闯新路、绝处逢生,终于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民主团结、敢于批评”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关键。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关键是顾全大局,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好地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遵义会议只批军事路线错误,没批政治路线错误,甚至在决议中还肯定了其正确性,团结了大多数,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坚持不接博古当―把手,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张闻天、王稼祥对过去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受到激烈的批评,但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发扬了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接受了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不再参与军事领导,在“鸡鸣三省”中央常委们再重新分工时,他服从了决定,毅然交出了最高权力,由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表现了高度的党性。没有博古的这种高风亮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也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在民主团结方面,遵义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光辉典范。团结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达到思想统一的团结,是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团结,既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盲目服从。遵义会议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不管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还是曾犯过错误的同志,最终都能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遵义会议精神不是已经逝去的精神,而是一种依然活着的精神,已经深深熔铸在当代中国精神里面,彰显着强烈的时代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团结带领贵州各族人民谱写了一曲曲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培育铸就了三线建设精神、顶云精神、试验区精神、大关精神、新时期贵州精神、大旱中彰显的贵州精神、贵州时代精神,谱写了贵州发展的辉煌篇章。尤其2002年,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更是明确强调,要把遵义会议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进入2010年以来,中共贵州省委面对着贵州发展的“贫”与“困”,喊出了“我们不想总是垫底,我们也想奋力攀高”的心声。同年9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赴遵义考察,强调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此后,他团结带领着省委班子深刻认识省情,紧扣我省发展速度“慢”这个主要症结,高举发展、团结和奋斗的旗帜,确立了“十二五”时期“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2011年经济增长达到15%,呈现出提振信心的“贵州速度”,诞生了新的“贵州现象”。贵州人的信心增强了、行动有力了、志气高涨了。贵州人敢于相信,“贫困,不是贵州永久的标签；无奈,更不是贵州人不变的状态。”

2011年7月,刘云山同志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勇闯新路,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贵州印迹,既高扬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彰显着强烈的科学理性,是支撑贵州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