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通过扎实的研究邵维正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潜的恶毒攻击激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促成了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时，书记处应为5人，他列了9人;12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8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参加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比如“四人帮”倒台后，他就攻击华国锋接掌权力的合法性;叶剑英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主张后，他就和别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让出沿海各省由国民党来推行三民主义，待全国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义模式后，再协商统一方式，然后还说只有中共接受了这个主张才表示有诚意统一中国，否则就是伪装的。
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数十年坚持顽固反共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对他也不免有所触动。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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