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崛起 走向世界的中国之梦（10）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从利益上入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也便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错误诱导。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用贪婪去规范和引领守法，用腐朽去规范和引领廉明，用丑恶去规范和引领善良，用邪恶去规范和引领正义时，结果只能是走向衰败的深渊。败坏的权力总是社会败坏最危险的根源。今天我们越来越关注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官的利益太大，由此导致社会失衡，这个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于物质利益，还有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利益。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实际作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创造是关键，另一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然而，在中国最值得敬重的恰恰不是这二者，过去不是现在还不是。看一下中国历史，从来只张扬并不产生文化与财富的“官”。走遍全国的文化遗迹，你会感受到当官的身后荣耀，即使是文化人也必须有官在身，否则仍然难留遗迹，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皆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直到时下，仍然很难感受到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先贤祠，72贤人中仅有11位政治家。为什么说重新弄清意义和价值、重构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创造文化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是一流，财富创造的企业家是一流，官员是一流，三驾马车并行之时，才不会失衡，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既然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有，也便不会扭曲自己，尤其官员阶层的精神空间才变得丰富而又正面。

另一个是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西方人讲，没有饭吃的找饭吃，有了饭后必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当下中国正处在由物质而精神的转折期，比如许多富豪开始投入到公益事业上来。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呼唤，很重要的是找到超越以往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一点涉及到我们的观念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访俄期间强调指出，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子却停留在冷战时代。这已经点其要害且指明了方向。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社会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西方社会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精神力量，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中西方差异。比如，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另眼相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奖赏被俘者。而我们的力量来自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在世界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我们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战思维，那么我们自己也不应停留于冷战思维，我们必须以博爱之精神、责任之担当提升自己的大国情怀，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时可以赢得世界。

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又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自己不可复制的优势，只要在政治观上实现突破，必能产生足以引导民族实现精神飞跃的力量。十八大期间，西方有媒体评论，“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将影响世界”。此言很有道理：首先，西方权力运行体系着力点在限制行政官员的权力，总统权力有限，发挥空间较小，为什么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焦点在民生?与此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高度集中，这就形成党和政府权力的相对无限，包括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都拥有较西方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必然伴随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加强而反映出来，所以说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其次，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已经把自己的施政理念全盘抛出，没出现意外便无悬念和猜测的空间。中国的领导人的理念很少在上任前充分展示，只有等职务明确时才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理念，既然无法提前获知，只能等待选举结果。再次，美国已经形成了完善而稳定的国际关系框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而这些基本上不是单个力量所能改变的，也就是说总统只能在有限事务上进行调整，无权无力作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与此有差异，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明确，但并未进入不容改变的程度，尤其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探索进行时，怎么发展变化空间很大，而往哪里变直接影响着世界。此外，我们以政治信仰来建设精神大厦，西方由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激发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仇恨教育，西方则多从利益之争来寻找精神力量，等等。中西差异奠基于文化和政治，无法互换，那么我们在解决精神大厦时就只能在自己的传统和道路基础上求突破。

当前最应当做好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普通民众该拥有什么信仰?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信仰共产主义，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元价值观决定了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总有人不信仰共产主义。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成员该信仰什么，这个容易理解，必然是共产主义，如果加入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政党者不信仰这一主义，就不应当进来，而进来又不信仰，必出现人格分裂，抑制高尚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没有对政治的重新解读，便没有新政治观的产生，而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便不会真正弄清共产主义是社会目标还是精神目标，因而也就无法实现精神大厦的提升。

我们正在形成解决精神大厦建设的必要条件，三大支持逐渐成型。首先，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能力在增强，对创造思想、创新理论的支持和包容度在不断提升。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十八大报告提出命运共同体，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最近，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不懂就是不懂，要努力弄懂，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有了对理论的渴望与追求，有了对规律的把握，特别是有了宽容和包容，我们党的理论实现大的突破就成为可能。其次，理论工作者不断提高担当精神。这是由社会发展进步决定的，也是由人们的精神走向决定的。我们讲衣食足知荣辱，在满足了温饱后，人们的价值追求趋向精神，为什么古人说哲学是有钱有闲人的事情，原因就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理论工作者也有一个修养不断提升精神的问题，也只有精神境界的提升才会推动思想的产生。再次，民众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思想的产生需要土壤和动力，这个土壤和动力除了前面两个方面，很重要的是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思想者的思想除了为执政者提供服务，另一重要作用是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思想者是社会的，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追求价值，既然需要社会的评价和认定，那么民众的价值追求提升，必作为一种动力传导到思想者的身上。

那么，新政治观对于精神大厦的建设有什么作用呢?所谓新政治观，强调的是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后，我们原有的政治观已经无法有效解读变化了的世界，比如，原来支撑我们精神大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如何实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突破，我们已经不再追求消灭资本主义。十二大党章修改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中央领导出访也明确强调“我们不输出革命”，再加上“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表述，自然给人们以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的感觉，当一种精神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后，也便失去了魅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因为放弃的结果就是惟功利目标、眼前目标，而没有远大目标，就出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所说的情况：政党没有高下，因而没有谁高于谁。假如共产党不存在高于其他政党的部分，也就必须和别人一样处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既然优势在远大目标，而过去的实现途径已经切断，那么我们就需要开拓新路，让追随者感知、认知，进而追随。这个工程是宏大而艰难的，其过程与结果都涉及新政治观的确立。

大国崛起是一个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加深认识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认识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中国能不能崛起和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