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心理的羁绊,难以形成世界眼光和胸怀,无法产生支撑国家崛起的文化创造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强调更加宽阔的胸怀。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依赖土地、也是高度亲近土地的民族。当年英国人到中国,看到富可敌国的买办的社会地位竟然比不上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土财主,大为惊诧。这其实拜历代封建王朝所赐。从北魏的保甲制强迫人们与土地结缘,明代的特务统治进一步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其间秉承的价值观一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开展时,我们仍然在土地上沉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中原的土地情结和农业文明,把每一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败则败在文明虽早,但终于无缘大海,难以受到崛起的海洋文明的浸润,似乎并不在意那遥远的域外,也不太在意开拓和发现,这不管是从宁夏红石峡长城之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还是从东海、南海一个个写着“天尽头”的标志,都说明中华民族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大的圈子内,很难超越。
这并非说中国从来没有关注过大海。从中国实现统一之初,帝王们其实就盯上了大海,比如秦始皇盯上了大海后,派徐福带上几千童男童女出海,只不过非开疆拓土,而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明代成祖朱棣也派人下海,这就是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然仍非开拓,只不过宣扬国威。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与农业经济的基因有关。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禁令,“不许片板下海”,目的在于把国民捆缚在土地上,以保证王朝巩固。这种政策带来了什么?连外人都很清楚,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当然,今天已经不存在物理隔绝问题,但精神和心理层面、思想观念层面未必不存在隔绝的问题。我们对秦始皇和大致同时期的西方伟大军事统帅亚历山大作一比较,可从他们二人的成就和走向窥出一些民族文化方面的端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亚历山大统治了全希腊。最初建树有相近性,但后来的发展很不相同。前者完成统一六国后,开始建长城试图退回到大墙内,后者则东征西讨,消灭了欧亚非的一个个帝国,建立起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疆域广阔的国家。前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后者除了促进希腊古文化的繁荣发展外,还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原因,前20年也没有走向世界。1972年,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开始,到7年后邓小平访美,中国才有了初步的世界眼光。改革开放后,我们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和力度,但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一直羁绊着我们的步伐。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在内的人走出去了,但这些人多为屁股出去脑袋在家,以观念遮蔽眼睛。实践证明,没有观念的更新、思维的变化,人走出去的意义并不大,比如丁玲是文学家,也是早期革命者,然而,1981年访美回国后撰文,她从纽约高楼大厦的阴影中看到一个流浪汉,由此推论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尽管这时的中国仍然很贫穷。笔者几次随代表团访问西方,发现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提问题打着深厚的封闭与冷战思维的印迹。没有世界的眼光,就无法产生现代思维,便不具有引领世界的价值,那么中国崛起也便没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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