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崛起 走向世界的中国之梦（8）

亲近土地的结果之一是熟人道德与面子意识，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创造力。认识这一点前不妨看一下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这是一个亲近海洋的文化，有很强的包容度。尽管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由于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米开朗基罗等一批思想和艺术巨人，将人文主义旗帜高高举起，个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横扫，人成了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价值和尊严得到张扬。再加上长期的多元价值观并存，谁都不能以权力压人，只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结果也便奠定了批评的传统和习惯。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师从柏拉图20年之久，他十分崇敬柏拉图，曾专门写诗赞美：“在众人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尽管如此，当与恩师发生哲学思想上的分歧时，仍然选择了忠于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的传统。哲学家笛卡尔把《哲学沉思录》手稿寄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霍布斯看后写文章批评，笛卡尔在该书出版时将霍布斯的诘难连同自己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付印。不仅如此，在霍布斯的《论公民》出版后，笛卡尔大加赞扬。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思想和精神领域无形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清除。由于认识的局限或体制机制的原因，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比如等级制度就在官本位中得以加强，进而人格尊严无法真正得到张扬。没有人格尊严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不可能真正激发出来。既然国家崛起是文化和文明的崛起，那么不能创造文化和文明，仅仅依靠GDP，肯定会中途夭折。这方面，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到位，解决的方法手段远远不够丰富。

塑造中国精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产生，保证中华民族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中国崛起离不开思想家的引领，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不具备产生一批思想家的土壤和条件，主要原因是我们社会尚缺乏必要的包容思想的雅量和胸怀。习近平同志与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时强调，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掌握公权力、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那些人，容不下创新性思想。尽管这样，还是要承认党、政府和社会的包容度在不断提升，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晰地听到呼唤思想的强音，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民族的脉动，各种积极力量正在凝聚成推动和支持思想家产生的物质条件。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呢?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提高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如果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和相同的，只是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比如，思想家要修养和境界，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无法支持和造就。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原因就是思想控制。西方国家有思想争鸣的传统和人文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洲文化史中看出，从神学一统被打破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看出。到了现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了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制度优势基本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西方挟经济文化优势，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一直没有出现超出其承受力的挑战，尤其后来处于绝对优势后，更不会再担心被颠覆，因而便没有限制某种思想的必要。在此前提下，其社会的多元，政党的轮替，都不支持思想控制。诸多原因决定了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思想理论的主导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经济支撑的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民族跃升的需要，必然会创造一个思想繁荣的环境条件，因而造就一批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