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资源（3）

任何民主都要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形式。人民当家作主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能够把人民的意志整合到国家制度体系中去，使国家制度体系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意愿，也就是说，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要建立互动体系。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公共权力的运行以民众的授权为依据，运行的过程要接受民众的评判和检验，运行的结果要得到民众的基本认同。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既是对人民权利的维护与保障，同时也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途径与机制。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四大民主制度体系：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体系从多层面、多途径开辟了人民维护民主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运行国家权力的制度平台。这四大制度构建了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当然，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更高阶段的民主追求，在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上还会不断发展，不会只有这四种民主形式，这四种民主形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定时期所形成的特定民主形式，随着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是多种多样而且会不断发展的，这是我们对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形式的基本认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掌握和运行国家权力的根本制度形式。在这种制度形势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产生政府与司法系统负责法律的执行，并监督它们工作。在这其中，党的领导是基于人民民主而来的，因为，人民民主的主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而形成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的有机联合体。这样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因而，它根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少数人掌握，并在不同集团之间流转从而产生所谓的“政党轮替”政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鉴于这不是本文讨论重点，这里不详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实践和发展的产物，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体现。它随人民民主而来，也随人民民主的发展而发展。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来看，这个制度的展开所形成的民主政治生活，实际上是三大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即党的领导、多党派合作和各党各界之间的协商的有机统一。领导、合作与协商在有机统一中的相互促进，将成为这个政党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重要内在动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体现了人民民主对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人民民主所蕴含的多阶级力量的联合统治。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政党制度与中国的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是人民民主实践和发展的重要制度舞台，而政治协商作为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表现形式。和人民民主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将协商民主确立为中国民主的基本形式之一的努力，将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启一个新的境界。

人民政协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政治协商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也就是多党合作，多党协商，二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党派、各界别的协商。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协商，中国共产党能够把社会各阶级阶层所代表人民的意愿反映到政治体系中来，实现政治体系与它们所代表阶级阶层之间的政治互动，以此来体现人民民主，反映人民的意愿。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层面的政治协商又能够把社会各阶级阶层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来，政治协商具有较强的政治吸纳功能，通过政治协商这种制度把人民吸引到政党周围来，突出人民民主体系中的政党领导。这样，政治协商既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又能体现人民民主中的政党领导结构，所以政治协商是人民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二者都是我国人民民主的制度表现形式。这也充分表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综合本文论述，政治协商内生于中国民主共和体制，内生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民主的民主形态之中。在西方，政治竞争则内生于资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形态之中。这是中国与西方的重大差别。我们只有认识到这种巨大的差异，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政治。与此同时，正是基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内生的协商性，正是基于我国政治体系内生的协商性。所以需要进一步开发我国政治体系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协商资源。通过协商资源的充分开发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系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回应西方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体系的强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