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2）

三、种豆得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种途径

作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一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正面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为争论的另一方——胡适及其所代表的“问题”派也客观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当中的传播。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进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活动，而是倾向于从事考据之类的学术工作。[24](P311)曾深受胡适影响，而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就是代表。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毛泽东受“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更多的来自于“问题”派。毛泽东与同人在1919年9月1日于长沙创立问题研究会，制订《问题研究会章程》，着手对包括经济、文化、政权、教育、外交、实业等71个大类，大小共140多个问题的研究，毛泽东深受胡适实验主义思想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恰如其本人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25](P139)毛泽东直陈自己在思想方面的追求即是“实验主义”。只是，随着毛泽东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及其实践的碰壁，其思想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发生了分离，并最终完成了超越。

毛泽东虽曾提出过需要解决的140多个具体问题，但和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他更倾向于通过引进“主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点滴的改良。“问题之研究，需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需为各种主义之研究”。[26]毛泽东开始在政治上重视信仰和旗帜，认定先有主义才能更彻底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在几次“改良主义”之实践碰壁，特别是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便很快与之彻底决裂。1920年11月25日，毛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之一法。”[27](P584)并且他还强调：“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25](P146－147)这种历经实践失败之后的认识，不仅深化了毛泽东对胡适“问题观”与改良思想的反思和歧见，也最终推进其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革命观的接受。此后，毛泽东将他的理想应用于实际。从1920年起，毛在长沙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致力于研究和宣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与蔡和森等一起组织对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南的建立和发展清除了障碍，而且为湖南中共人物群体的形成和成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湖南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者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也曾深受胡适“问题观”及其实验主义的影响。他一度认为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而实验主义哲学“刚刚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28]整个世界思想文化进化史恰好经历了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和当前的实验(主义)哲学时代。[29]显然，瞿秋白不仅认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布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且将它作为一种新权威式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符号来加以推介。同样，经历了思想急剧变化的过渡阶段，尤其是在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和实践中，瞿秋白很快抛弃了以往他那“孤寂的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并指责“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定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28]从而开始接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实验主义的思考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渡。此后，瞿更是大力歌颂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只有革命，方能缩短“‘社会主义婴儿’诞生时间而减少其痛苦”。[30]

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受批判的胡适，也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渐已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不少人，多少分享着胡适的观念。[15]毛泽东、瞿秋白就是这方面的卓越代表，这也是这场争论之意义的最大限度发挥；另一方面，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揭橥或作为争辩的结果而彰显的诸如解放思想、不迷信、不盲从，经过实践来求证等道理，历经时间的检验亦显得弥足珍贵。以至于余英时认为：“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31](P200)周策纵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告诫中得益最多的，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人。”[5]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超过了当年胡适的想象，也超越了胡适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初衷。

四、小结：学理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2](P11)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主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空前关注，成了一个时髦的用语。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将“主义”理解为引导人们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旗帜”，[25]甚至激进的国民党人戴季陶也视“主义”为擎起革命的大旗和继续革命的号召。[32]“主义”之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问题与主义”之争适逢其会，将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促使作为众多“主义”中科学性强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持久而有效的传播。梁启超曾感慨：“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34](P45)

其间，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主义旗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理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争辩。争辩发生之时，双方都没有政治利益集团的背景，没有党派的意气成见，而且还是如切如磋的文化同盟者，开诚布公的政见协商者[7]，心态开放而交流自由。双方的争辩在很大程度上有“真理愈辩愈明色彩”，这即是李大钊所谓“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35](P413)在这种较高学理涵养论争背后，是各种思想碰撞的火花，以及“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立场的坚守和为自己信奉“主义”奉献的决心。各种“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充分的争辩和实践的检验而被历史选择或者遗弃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大众化是这一争辩的成果，也是这一争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