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3）

2.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吗？

不能抽象地对待毛泽东关于“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句话，并以此作为中国应推行宪政的根据。

把宪政等同于民主政治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实际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抽象地对待“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命题的，并且主张运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民主和宪政问题。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毛泽东用“有饭大家吃”比喻新民主主义，然后借用孙中山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句话解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指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毛泽东还特别指明了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提出的宪政纲领的实质：“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上书，第732页)可见，毛泽东反对抽象地谈论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并且点明了民主和宪政的阶级实质。

3.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提法等于就应该有“社会主义宪政”吗？

毛泽东尽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他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他说：“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上书，第733页）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上书，第732—733页）可见，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介于资本主义宪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之间、最终要向后者过渡的、并非独立形态的民主政治。

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可以实行宪政，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别于蒋介石搞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但“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同上书，第56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上书，第59页）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政府“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表明它同资本主义的宪政有着相容相通之处。即是说，宪政可以为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服务，也可以为同属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服务。两者在性质上的相容相通，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选择宪政作为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接受宪政，决不等于可以照抄照搬欧美国家的宪政，而是必须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宪政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赋予其革命性的内容。因此，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这就从根本上把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同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主义的宪政区别开来。

正因为毛泽东当时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亦即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在毛泽东所有公开的文献中都不曾有“社会主义的宪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政”的提法或类似表述，甚至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连宪政这个词都不曾提及。

4.法治等同于宪政吗？

我国既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是否理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题中之义呢？笔者认为，宪政同法治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前文提过，法治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从而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在形式上被提到至上的地位。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依法治理的社会。而宪政是伴随宪法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法治同宪政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前者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手段，后者则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有着特定的制度内涵。

即便是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因服务对象的不同，目的、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328页）胡锦涛同志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可见，不同社会的法治有着不同的阶级内涵和社会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等于就要实行宪政。

5.“社会主义宪政”、“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成立吗？

我们既然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不能有社会主义宪政呢？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宪政同市场经济、法治属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前者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后者属于体制机制的范畴。

就市场经济而言，它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范畴，是发展生产、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虽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可以利用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相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搞活和繁荣城乡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