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2）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

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土地改革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

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