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高发的深层原因

围绕“领导干部都是贪官吗”的话题，笔者先后作了两篇小文章，着重从制度建设和公众价值观两个侧面作出分析，犹感不足，这里针对旧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被打破，替代系统尚未形成，官场规则规范近于虚无，致使风气恶化，腐败加重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先作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乃重道德的民族，但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在辛亥革命以来的一次次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开放中瓦解，与新型社会形态相吻合的系统尚未建立起来，中国包括官场在内的整个社会，处于道德无序和价值观紊乱状态。另一是革命政治观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因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规范和引导能力，新政治观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却未能随着变化而形成，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观几近模糊。

能不能走复古的道路，也就是重新回到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上来?不能!因为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从来没有在官场上发挥出约束或引领作用。那是一种符号意义大于实践意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我们以明代的海瑞佐证。包括贪官在内亦对海瑞高尚的道德品质大加赞美，然而自海瑞以来五百年，真正效仿者很有限。为什么供起来而不是效仿?因为与官本位的价值体系有冲突。其实海瑞是当时吏部最头痛的人。不给其官做，社会不答应，如此大清官尚不被容纳，可见官场之腐朽和黑暗，老百姓会据此丑化王朝，官场失意者会据此非议朝政，如果给其官做，放到什么地方，那里的官员则群起而反对，甚至申请调离或干脆辞官。主要是受不了他的极度清廉。表现到价值观的层面更是如此。实际上，中国的文化看似千呼万唤“青天大老爷”，骨子里却羡慕贪官。中国的官场文化乃至大众文化原本就不支持高尚。读书人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并不是学成后服务国家社会，而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既然“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既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既然后世景仰的是一掷万金建公学，全不考虑金钱原本贪腐而来，也便重结果而非重过程。所以，整个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判断都容得下官员贪腐，相反很难真正接受道德高尚、为政清廉者。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官场特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存在一致性。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强调，君主的道德与民众的道德不同，君主的道德以是否把国治好为评价标准，过程和手段并不重要，而民众的道德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为标准，并且手段和过程很重要。所以西方人评价官员的道德并非以社会或平民的道德价值体系去衡量。虽然认定“不让政客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但还是容忍这种不道德，因为符合官场游戏规则。由于我们在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方面没有区别社会与官场，结果导致评价系统的紊乱，进而致使为官者无所遵循，为民者无法监督。

能不能走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道路，也就是以革命年代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作为现实行为规范?很难!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革命时期就确立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和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已经改变了许多评价系统和行为规范。换言之，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但直接把革命阶段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复制于当下，未必不出现错位。这也是以往屡提“恢复红军老传统”诸如此类，结果总是差强人意。道理和原因不难获得，党在革命阶段没有自己的利益，战争的环境也掩盖了集团内成员的利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也就是执政状态，党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并且清晰反映。有利益的情况下达至战争年代的“全心全意”和“无私奉献”，显然少有人做到。这一点其实早有人点明。据说当年美国观察团访问延安，看到中共领导人非常简朴，十分感慨，回到南京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讲了这样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战时共产主义彰显了共产党人道德的力量，从而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但要保证今天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也达到这样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巨大差异决定了必须建立新政治观基础上的符合现实社会特点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保证官员有所遵循，民众监督有清晰参照。否则就可能出现高标准让大多数官员无法做到，而人民群众却是用理论上的高标准来要求，二者形成落差的结果就是官民离心离德。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共产党垮台，根本原因是党发生蜕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价值评价系统没有适时调整有关。如果他们能够依据革命与执政的差异调整利益关系尤其价值判断，情况会好得多。试想，一方面讲苏共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与人民争利;一方面讲西方社会生活方式腐朽，另一方面又把妻儿送到西方，自己私下里又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背离带来的是民众期望值越高，失望就越是强烈，最终苏联人民弃苏共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