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高发的深层原因（2）

怎么办，突破口在确立新政治观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系统，并且将之注入执政全过程。具体强调三点。

第一，建立与时代和社会特征相吻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新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保证官员有所遵循，民众能够有效监督。当前社会上反腐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深入来看，官民其实都缺少可操作性的标准或参照系，甚至说处于似是而非的混沌状态，这难免不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至少目前为止，理论上的腐败与否不难解释，进入实际生活和操作层面，其实腐败与否的边界远不清晰，为什么反腐机关往往被置疑自由裁量权过大?与此有关。由于感性反腐大于理性反腐，所以当前出现了两个迷失，一个是民众诅咒腐败，但要让民众结合实际生活说清何为惩治界限，可能语塞。官员也是这样，如果说中国的官员骨子里缺少高尚，显然错误，至少无法解释革命先驱的行为，为什么腐败现象又是那么普遍呢?就在于人情社会、礼尚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腐败与礼节的界限。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发生。比如，北欧国家就规定“喝一杯咖啡可以，喝一杯红酒就属于腐败”;上班开公车合理，下班开公车就是腐败。笔者去年底到澳大利亚访问获知，中国一访问团在澳期间，政府接待时多花了300澳元，媒体披露，四个议员为此引咎辞职。挪威央行行长请外宾吃饭，因多上盘鸭肝，媒体披露，因咎辞职。在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西方国家中，没有一家宴请我们，充其量给点快餐吃吃，想大吃大喝，上街自掏腰包!这在中国可能吗?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持吗。公私没有清晰的边界，事事模糊、差不多，规矩就会一次次突破，及至进监狱时才恍然大悟。当然，证明一种制度优越，并不在事后制裁，而应是事前防止，也是公权力的有效约束，尤其官场具有自净能力，而非恶性循环。假如官场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现象，也就是越是敢贪者越有资本买官，而买了更大的官后又拥有了更多贪腐的能力，越不想腐败越缺少买官的资本而越是被排斥在官场之外，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形成逆淘汰，这时就失去了自净能力，结果只能是等待被革命。

第二，倡导官德支持为官清廉，同时还要正确处理斩断灰色利益链与满足官员正常利益需要的关系。即便不从政治信仰的角度认识，仅仅从精英意味着更多担当的角度看问题，那些精英人士也应当树立更高的精神与价值追求。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笔者访问澳大利亚时得知，其政府只给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支付必要的人工和办公费用，议员本身没有工资。这就意味着竞选议员者必须有公共服务的精神。更具启发意义的还是美国总统华盛顿。1782年的一天，一群长期追随华盛顿征战的军官在纽伦堡集会，拥立其担任美利坚合众国国王，这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且提议诱人。然而华盛顿严词拒绝：“我认为这个请求孕育着使美国蒙受最大灾难的阴谋，倘若我没利令智昏，自欺欺人的话，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不同意这个阴谋的人了。”正是因为骨子里拥有高尚，华盛顿在声誉如日中天的情况下放弃总统权位，回到他的小农庄。这开启了美国的权力有序交接。我们希望以政治信仰支撑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成员都有至高的境界，但也承认这要长期的培育，对于更多没有更高境界者，还是需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满足其合理的利益需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及其利益基础上的价值实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的，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既然包括党政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利益，那么需要正确处理满足与限制的关系，也就是给予与才能匹配的利益报偿，同时限制其超出规定范围的利益欲望。这就有一个对当前中国的党政官员的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估价。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高智商的精英人物大部分集中在官道(这不正常)，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程度已经说明一切。既然这里集中了社会的最有竞争力或高智商的人群，那么就应当付以对应的更高收入(前提是避免人浮于事)。否则，这群人要么心理失衡，要么借助公权力走向贪腐。所以，严格法纪与让其生活得有尊严同等重要。

第三，分解和分享利益，以社会价值实现的多渠道化，瓦解贪腐基础。目前中国的官员利用公权力获取利益的机会太多，导致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职业选择引向当官。以至于谈当官、想当官发展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程度。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之初官员下海经商，而今上岸再当官的运动中看出。都奔当官而来必致官场生态恶化，因为为超额利益而来，必不会树立服务大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官场集中了太多的高智商者，为了上位必相互倾轧，并且不约而同走向非正常手段，这就直接导致贪腐。怎么办?分解利益和社会价值实现，即由官本位为多们并行，让从事财富创造者、文化创造者、社会管理者(当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行和平等，当人们不再往官道上挤，而是依据自己爱好作选择时，精神世界一定为之一变，官员贪腐的社会心理支持才会弱化，逐步瓦解。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贪腐引发社会矛盾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中国民族走向的问题。因为今天追逐官位已经不止于纯官场，包括学术机构业已官场化，这种状况不改变，别说春秋时期思想家如群星灿烂的局面不会出现，魏晋时期文人雅士超凡脱俗之风气不会形成，就是民国时期为学问和道德辞官拒官也不会出现。没有人热衷文化创造，中国注定在低层次循环，而不可能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