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笔者认为，表面上看，这受到企业所得税集中清缴、端午节假期现金需求、月末贷存比核定、资金外流、补缴法定准备金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则反映了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结构的新要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通过银行体系注入信贷资金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有必要进行及时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更多发展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这是银监会限制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鼓励小微企业贷款的重要背景。但是，银行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款来源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04年以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平均存款利率等于-0.4%，而参与股票市场投资又可能不断亏损，因此个人、家庭储蓄者都对收益率更高的理财产品拥有更大的投资热情。同时，国有企业和超募资金大规模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但注入的资金其实并没有都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而是不断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
以上情况导致影子银行日趋活跃。商业银行通过将表内存贷款业务转向表外，可规避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利率限制和行业放款限制，分享影子银行系统的高利率收益。信托等金融机构则扮演银行资金的表外通道，并为此项服务留下“买路钱”。
在过去几年中，银行金融体系借助国内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过度放贷，而相关领域为使项目不至于搁浅或资金链断裂，其项目方不得不通过信托等利率更高的渠道补充资金，并以短期融资取代长期融资，这就导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其清偿能力出现了问题。这也是此次金融市场的波动以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府已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容忍度，改变以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式，从而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通过信托渠道出去，利率要高很多，银行和信托可以分成，规避银监会利率限制，规避产业限制。
央行此次没有很快“救市”，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本届政府对未来5-10年的经济工作重心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经济的重心并不在“增长”，而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极少数的放缓情况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不鼓励单纯的GDP扩张，不鼓励通过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去拉动GDP的扩张与增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一段时间里过度膨胀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一些后果进行清理工作。2009-2011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81万亿元，而之前的5年总计只有57万亿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的产能利用率从此前90%下滑到 2011年的60%。这意味着40%产能处于闲置状态，而产能闲置隐含的意义，则是之前项目贷款的坏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事实上，假如对这些过剩项目“输血”，只可能延缓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从而积累更多的风险。
化解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问题，需要釜底抽薪、围魏救赵，根本举措还在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帮助商业银行“解套”。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并非现有商业银行都可以提供，因此，需要通过股票市场的机制变革、完善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制环境，来促进各类产权投资和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
其次，有必要推进商业银行分拆和支行民营化改制的试点，将更多大型商业银行的支行出售给民营资本，改制为独立的、不设分支机构的社区银行或村镇银行，贴身为小微企业提供多种金融服务，为个人与家庭提供消费信贷和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也可以帮助大型银行补充资本金，切断信贷风险通过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向国家财政转移。
第三，政府还需承担更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责任，可考虑通过发放教育券等手段促进技术培训，实现待业人员的就业工程，为企业破产、清理和转型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条件。
第四，推进各类产业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让民间资本有更多的投资渠道。
最后，稳定房地产市场秩序，消除高房价带来的高租金和高工资成本对企业盈利空间的影响，促进服务业发展。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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