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就一般性质的骄傲而言。如果我们沾染了骄气,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并且还须指出,骄傲还可以发展到另外一种结果,如同少奇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更加警惕吗?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我还认为全会的决议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最有力的保证,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在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七大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全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士气,奔赴前线。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无疑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作了发言。会议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报告,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的成绩,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注释:
⑴三中全会 指一九五○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对党的内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决议”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为此作出了党的高级干部应遵守的六条规定。“决议”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⑷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七日,刘少奇到天津巡视,其间作了多次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要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关系、城乡关系,组织好工人阶级队伍,转变农村工作方式,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讲话批评了当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左”倾情绪,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⑸从一九四八年起,华北、东北的中共党组织陆续提出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主张暂缓解决,以利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⑹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党员条件部分,曾讲到“以前的革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里面的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蒋介石打倒了,把土地改革完成了”。同年五月五日正式印发的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删去了讲党员条件的部分,这段话也就随之删去了。根据刘少奇这个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保留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提法。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后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致书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与刘少奇、安子文经过商讨,同意改正这一提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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