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车祸里的乡村法治困境（2）

失 灵

如果从家族来讲，宝源与弢良各自所在房头往前追溯均属于同一个祖先，到宝源一代已经刚好7代人，宝源所在房头与弢良所在房头往上溯是从第二代祖开始分枝的。

乡村这种仍然多少保留的传统社会结构，正是现代法治运行所要遭遇的大问题。

但“车祸”，将这两个房头在那一天中撕裂，并且形成了以两个房头为基本单位的互相对垒的局面。

仅从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按照有关交通法规界定，宝源在此次事故中显然不需要负全部责任。从地方舆论来看，人们也普遍认为，宝源和弢良妻子各自应承担一半的责任。当然，有硬约束的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威力，作为软约束的地方舆论，同样乏力。

这种硬软均失效的情况，是伴随着孩子伤情的变化而急转直下的。

就在宝源遭到弢良等人的毒打后，经众人提醒，宝源仍忍痛开着自己的中巴车，拖着孩子以及弢良所在房头的一干人等，急赴镇上的卫生院抢救。宝源的父亲、伯父以及叔叔亦随车前往。途中，弢良和他的两个兄弟仍然无法控制住愤怒的情绪，对宝源再度多次拳头相加，有两次拳头攻击时，中巴车险些滑出路边翻下山涧。宝源的父亲伯叔只能酌情阻拦，但不敢言语半句。弢良所在房头的一位堂兄出于安全考虑，好不容易总算劝阻住了弢良兄弟。弢良的另一位堂兄则与他们一起，一路上对宝源及其父亲叔伯进行豪不留情的谩骂羞辱。

他们一再强调，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宝源家必须同样拿个儿子出来抵命。

与此同时，留在家里的弢良所在房头的女人们，则轮番到宝源所在房头的各家庭中进行谩骂羞辱。宝源所在房头的女人们对此只好默不作声。

这是一种特殊的出气机制。

以现代法治观之，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假设这是一件发生在城市的交通事故，我们常见的是，大多情况下只需交警与保险公司的人进行处理即可，且也只可能仅限于当事方。

然而，在这里，两边各自房头似乎都是责任连带的。

从湘村到镇卫生院有约30华里的距离。车子行走了不到一半路程时，小孩其实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但车子仍然朝卫生院狂奔。到了卫生院，一众人等抱着小孩进了抢救室，就在抢救室里，医生直接宣布孩子已经死亡。

弢良像疯了似的，认为孩子不可能死亡，坚持要将孩子送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抢救。

从镇卫生院到县人民医院还有约30华里的距离。弢良的堂兄劝慰弢良说人死不能复生，回去吧。弢良不满，却故意将话“错听”成宝源叔叔所说，认为他在帮助宝源说话，当即扬言，要回去杀了他的孙子。

弢良的两个兄弟再次失控，对宝源又是一顿拳脚。此时，交警来到，好不容易才劝住。

于是，弢良等人抱着小孩尸体只好回家。宝源则连人带车被交警带往县城拘留。

“复 仇”

回到家后，已是下午4点多了。乡村两级负责人均及时到场处理问题。

调解工作在“法了”与“私了”之间拉锯和着力。

弢良不同意接受任何调解。“法了”与“私了”，均不同意。他只提一条要求，“死了”，即要宝源将两岁的儿子抱给他，他一刀剁死，这样就可以一笔勾销。

他的两位兄弟则突然拖了两把杀猪刀，要到宝源叔叔家去杀他叔叔和叔叔的孙子，他们杀人的理由是，在镇卫生院医生宣判孩子已经死亡而他们要求继续去县人民医院时，宝源叔叔不该也说“孩子已经死了去也没用”的话。

宝源婶婶下午知道孩子死亡的消息后，害怕弢良兄弟回来迁怒宝源所在房头的小孩，便早已将孙子藏到了亲戚家。宝源的母亲亦带着宝源的儿子躲了起来。

好在他们其中的一位堂兄此刻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说孩子已死没必要再送县医院的话是他说的，宝源叔叔确实什么话都没说，其他看热闹的人亦过来劝架，拉扯了好一阵才将弢良的两个兄弟劝回。

跟在后面助威的又一位堂兄及其妻子却还是跑到宝源叔叔家咒骂了好一阵，又拍桌子，又摔东西。

宝源叔叔家始终忍着。

按法理而言，纠纷其实仅应限于孩子的监护者弢良夫妇和肇事方宝源之间，其他任何主体均不具备相应资格。因此，严格来说，弢良的两个兄弟及其堂兄等人对宝源的打与骂均构成人身伤害，对宝源叔叔及其家人的辱骂与打砸东西同样也构成人身伤害与财产侵害。即使是弢良本人，其暴力行为不管针对谁，亦同样构成对其暴力承受方的人身伤害。

然而，法律在这里没有作用。法律在这一事件实践中所遭遇的，也许就不是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客观来说，对于孩子已经死亡的弢良而言，事发后的短期时间内，其悲痛与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当时亦已决计要随其儿子而去，因此，法律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威慑力。他说，他自己已经不怕死了，不仅不怕死，而且在自己死之前，他还一定要替他儿子至少杀一个宝源的儿子，杀不到宝源的儿子，他就杀宝源叔叔伯父家的孙子，一时半会杀不了，他就天天去找，去盯，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杀一个宝源所在房头的任一年幼男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