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车祸里的乡村法治困境（3）

谈 判

事情总要解决。因此，经过最初的一系列出气后，各方力量开始回到谈判桌上。

同样因为宗族房头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的作用机理，宝源亦仅是傀儡。他将事情全权交给父亲、伯父和叔父三人处理，自己在拘留所等消息。弢良仍然以杀人偿命之理继续主张杀人之法。弢良的房头则将着力点逐渐转移到金钱赔偿上。

只要钱能解决问题，在乡村，其实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化解成不是问题。

地方政府、村组织基本上是持同一立场，即劝宝源家族赔钱了事。他们的立场来源于他们的担忧，他们怕出事。怕出事的背后，当然与他们自身的维稳及其衍生的权力利益关联。也正是这一点，本应作为推动现代法治良性运行的担纲者，在这里更多地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按照交警的说法、以及对相关法律条文的查询和咨询律师的情况，宝源家族基本能够确认，从法律诉讼渠道走，宝源仅需承担约14.7万元人民币的“明”的赔偿，这与弢良家族要求的120万元人民币差距甚大。

但是，据说，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当拘留期满后，宝源会被继续羁押至“监狱”（实则是看守所），直到司法程序走完，各种事情处理完毕，他才有可能被“放出来”。

于是，宝源家族开始担忧的第一条就是“监狱”（看守所）。他们通过既往的电视连续剧、电影作品关于“监狱生活”的介绍，以及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关于“监狱”里一些黑色故事的报道，勾起了对“监狱”（看守所）的一连串“想象”。他们害怕宝源在“监狱”（看守所）里被有关各方殴打致残甚至致死，如果是这样，即使只赔偿了14.7万，但放出来后，宝源的下半辈子不就毁了吗？

在担忧与讨价还价中，价码终于从120万元人民币下降到了40万元人民币。弢良扬言，再少一分钱，他就要杀人了。因此，这个数字成了下限。

这也构成宝源家族担忧之二。只要问题没有从乡土逻辑中得到满意解决，即使将来法律诉讼成功，可以少赔偿20多万元，在不可能全家族迁走他乡的情况下，宝源家族始终面临来自弢良家族的杀人报仇的威胁。

担忧之三，是权力可能对司法的干预。

弢良亲嫂子的胞兄据说在省城某部门“当官”。这个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即使没有出面，同样具有很大的威慑力。

弢良的哥哥亦公开将此作为威胁的筹码，即使是“策略”，但对于有着“想象力”的农民来说，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似乎那么真实。

宝源家族则毫无“背景”，因而，他们极度担忧，走司法渠道，将自己的肇事责任与相应的赔偿匹配，有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弢良哥哥在省城的那位小舅子官员出面“摆平”的话，他们是对手吗？

担忧之四，司法的成本，金钱的、精神的以及时间的，等等，可能远非那14.7万元能够平衡。

宝源家族判断，“官司”一轮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成功了，弢良家族也一定会上诉，如此循环往复，何时是个头？

而且，他们对律师、法院等同样有着如对“监狱”那样的“丰富想象”，“吃了原告吃被告”在他们那里内化很深，已经成为了一种关于“法律”认知的基本的知识储备。致命的是，这套知识储备的功效，远大于他们对法律本身所能够起到的公平正义作用的认知。

当然，即使如此，这些仅是宝源家族暗中的心理活动。在谈判桌上，他们还是坚持要将赔偿数额降到20万元人民币，他们认为，与那14.7万元合法赔偿相比，这多出来的部分属于他们出于乡梓情谊对弢良家的一种“补偿”，否则，就继续考虑走法律程序。宝源家族的判断，来源于他们对弢良妻子责任的认知，他们认为作为孩子母亲的弢良妻子，在监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僵持的第三个晚上，弢良妻子“疯了”。她满口“胡言”，说看到她家孩子去宝源叔叔家了，又说孩子被宝源抱走了，又哭着跑到宝源伯父家要孩子，说是看到被宝源伯父抱走的。这种阴森恐怖的类似“鬼话”迅速引起地方上其他人的不安，这也使得原本有利于宝源的地方舆论氛围急转直下，弢良家族进一步占据了道德高地。

于是，弢良家族将弢良妻子的“疯”也作为附带增加的需要更多赔偿的条件。第四天上午，在人们的劝说下，弢良家将弢良妻子送进医院住院检查。

僵持不下时，地方政府和村组织再度出面协调，他们诉说法律诉讼可能的后果，他们对这些后果的描述，几乎与宝源家族的各种担忧全面吻合。显然，地方政府的主事者应该是懂得法律运行的潜规则的。

困 境

宝源家族最终接受了赔偿40万元的调解。

调解协议达成后，弢良妻子亦当天“病愈”出院。

宝源自己有8万元存款。剩下的32万元，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款。

借款的对象包括：宝源的哥哥、伯父、叔叔、伯父的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叔叔的两个儿子、宝源的4个姑妈、大姑妈的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二姑妈的4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姑妈的4个儿子、小姑妈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宝源哥哥的岳父、宝源自己的岳父、宝源的连襟、宝源哥哥的连襟、宝源的两个舅舅、宝源的一个舅表兄和3个舅表妹、宝源父亲的舅舅的4个儿子以及宝源和其父亲、叔父的一些朋友。借款数额，各户从1000元到2万元不等。

这是一个庞大的亲属网络。

对于宝源来说，这是一个他借款的支撑网络。对弢良来说，同样的道理，类似的亲属网络，尤其是宗亲，构成他向宝源施压的网络。其背后，当然，也在制约着乡村法治的现代化进程。

不仅如此。调解过程中，各方势力对法律的运行进行了丰富的“想象”，这些“想象”如果是“真实”的，或者，那些“真实”如果是这样“想象”的，那么，它可能是整个中国未来法治现代化的最大困境。

（文中村名，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