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的交流（2）

唐宋以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直接交往开始出现，相互认知亦逐渐扩大。唐代的青白瓷器在东非沿海地区被大量发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及坦桑尼亚的卡珍格瓦等地相继出土了唐代的钱币。同时，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也显现了非洲文化渗透的痕迹，如在西安出土的裴娘子墓中出土了黑人陶俑，敦煌壁画中也有黑人形象的出现。

另外，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也有了更多证明中非交往的证据。唐朝学者贾耽（730～805年）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提到“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他在另一部著作《广州通海夷道》中所记载的从广州到三兰国的航线，反映了唐代中国商船在印度洋的航程已经越过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半岛，到达东非沿海地区了。“三兰国”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一直有争论。有学者认为，三兰国有可能在索马里北部的泽拉港，也有人认为是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附近或是在桑给巴尔岛上，也有可能是在坦噶尼喀至莫桑比克的某个黑人居住区。但各种观点都确认三兰国一定是在东非沿岸。

不过，唐代时期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关系还是以间接形式为主。在这一过程中，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商人似乎成为中非交往的中间商。以善于经商著称的阿拉伯人很早就利用季风和红海航道与东非海岸进行贸易，又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由于埃及和阿拉伯人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加之又有娴熟的航海技术、丰富的贸易经验、传统的商业信誉，因此他们在环西北印度洋各国家间有着很强的中间商人的能力。他们将中国的货物运往非洲，以换取各种当地的土特产。同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将非洲人带到中国。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中非之间的文化及物产交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而且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内陆地带。宋代出版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记载了非洲风土人情和地志物产、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情况。在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等国先后发现了数目更为庞大的宋代瓷器和钱币。到了元朝，中非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直接的官方联系。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大家汪大渊也远行到桑给巴尔。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了不起的“杰出成就”。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是郑和七下西洋。在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已到达东非沿海地区，最远可能已经到达今天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和马达加斯加岛。在《郑和航海图》里蒙巴萨被标作“慢八撒”。在蒙巴萨出土的大量明代瓷器和钱币等文物是这一史实的证据。蒙巴萨最为著名的耶稣堡博物馆现今还展示着关于东非贸易与航海历史的大量图片与文物。在桑给巴尔王宫的博物馆里，笔者还见到一张描绘郑和船队的远航图，上面清楚地标示着当年郑和远航到达东非后对东非沿岸自然与人文景物的记载，上面还有“昆仑层期”四字，那是当时中国对东非沿岸黑人国家的称呼。在这个独特的博物馆里，还有许多精美的中国瓷器工艺品、山水花鸟画。所有这些留传在遥远非洲东海岸各城镇中的古老物品，见证着、记载着中国与非洲友好交往的历史。

明代有好几个非洲国家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予其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

在此之后，中华文明与东非斯瓦希里文明之往来堪称繁荣，相互影响亦达到相当规模。有些西方考古学家甚至说：“中世纪的东非历史，其实是由中国的茶叶与瓷器写成的。”这数百年间，东非海岸分布着众多僧祗国家的斯瓦希里海岸，因输入中国瓷器之多，以至被西方旅行家称作“瓷器海岸”，而这却是一条见证东方中国与非洲友好和平交往的文化商贸海岸。事实上，瓷器只是当时中非贸易诸多往来商品中之一种。甚至到18、19世纪，兴起于东非海岸的阿曼—桑给帝国，那些权势显赫的阿曼苏丹、阿拉伯王公贵族，依然将收藏中国丝绸、瓷器、绘画作品，作为其显赫地位的象征。

时至今日，一条新的连贯了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的“现代环西北印度洋商路”正逐渐形成，古老的亚非文明正在复兴和重新崛起。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