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并非都无趣

蒋介石批阅公文时的幽默

 刘振兴先生在其《蒋公批文件》一文中，辑录了蒋介石批阅公文时的几则趣事，读罢此文，笔者哈哈复哈哈。一向以军人干练、不苟言笑著称的这位蒋委员长，笔杆子下不乏幽默，现将原文删节摘录，博君一笑。

——白梅月下客题记

“五个军？第五军？”

某日，一战区有电文驰来，蒋介石先生看后，大惑不解。

原来电文是这样写的：已派五军增援。

蒋先生认为电文语意不明，便大笔一挥，写道：“五个军？第五军？”然后退回……【详细】

吾到，吾见，吾胜

公元前47年夏，古罗马共和国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恺撒，在率军攻克埃及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兵攻打叙利亚，仅用五天时间就击败了本都王子的军队，占领了面积广大的小亚细亚。恺撒此时兴致勃勃地挥笔给罗马政府写了一份战报：

吾到，吾见，吾胜。

恺撒战报之简短精妙，令人称道。可谓惜墨如金，言简意赅，绝无套话，堪称军事文书的楷模，也是我们当今公文写作者借鉴的榜样。

在一些基层单位的公文中，令人头痛的是套话太多。如象泛滥成灾的“在……下”，层出不穷的“结合”，没完没了的“依据”。言过其实的“亲自”，屡见不鲜的“大力”、“狠抓”、“认真”、“十分”……

经典的凯撒战报，如果要加上套话的话，将成为我们最常见到的样子……【详细】

一词之差，引起一场战争 

十九世纪末期，有两个国家由于条约上的一词之差，引起了一场战争。   　　

事情发生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十九世纪后期，苏伊士运河通航了，作为红海沿岸的埃塞俄比亚，其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当时的英、法、意都想占为己有。1889年，埃塞俄比亚的麦纳利克掌权。意大利乘机予以援助，并与之签订了乌查里条约，表示友好。条约里写明一部分北方领土予意大利。但意大利仍不满足，于是在条约的措词上打下了埋伏。   　　条约的第十七条规定：“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在其与其他列强或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而条约还有一个意大利文本。而在意大利的文本中，“可以”被改作“必须”。这是一词之差。条约签字生效了，1890年，意大利通知各国，宣布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保护国。因为，依照意文本“必须”词义的解释，埃塞俄比亚只能处于意大利的卵翼之下。 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就这样被污辱了。麦纳利克宣布废除了乌查里条约。战争爆发了。埃塞俄比亚人民，万众一心，痛击侵略者，迫使意大利于1896年重新签订了条约，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详细】

湖南推介河南景区”，又一个笑话

据11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省张家界市市委宣传部就近日网上热议的“湖南开会推介河南景区”事件，通报批评了该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据查，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召开《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演出及宣传推介座谈会，市政府公众信息网派实习人员王某参加。由于王某没有听取并记录领导讲话内容，回单位编发该信息时，便在网上搜索了河南巩义旅游宣传座谈会某领导的讲话内容，添加在张家界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讲话内容中，且在抄袭过程中，连原文中的“巩义”等字样都没有删除。于是，闹出了“湖南推介河南景区”的笑话。

从“开封指导漯河”、“双胞胎政绩”到“湖南推介河南景区”，公文抄袭笑话接二连三，影响颇坏。

而政府网站犯下“湖南开会推介河南景区”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笑话，与有的公文本身技术含量不高有关……【详细】

历史上妙趣横生的公文故事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公文都是板着脸说话的，不仅格式固定死板，而且用语也讲究规范，整个就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甚至通篇都是官话套话，既无情趣，也乏生气。秘书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大论，其命运多半是：用完了，归档了，时过境迁即无价值，谁还有兴趣再去翻阅它们，更不要说像文学作品一样让人欣赏借鉴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一种误解。不要说古代许多公文都是文章名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仅读读下面那几个批文故事（批示是公文的一个种类），你也许就会承认：不论是现代的公文，还是古代的公文，确实不乏言简意赅、颇有文采、文意俱佳、掷地有声之作，它们真的并非都了无生趣。

（一）

苏轼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多灾多难，但毕竟还是活到了六十五岁。这个年纪，在如今当然说不上很大，但在古代，却算得上是高寿了。苏轼有如此高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那乐观、风趣、超脱的人生态度。他生性幽默，爱与人开玩笑，总能以“笑”和“乐”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幽默史……【详细】

萧瑀巧谏唐高祖

萧瑀是唐高祖李渊的内史令，是初唐时期一位很能干、很有才华的掌管秘书工作的官员。

当时，中书省和门下省是主管秘书工作的机构，由内史令萧瑀统管。据《唐会要》载：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唐高祖草拟了一份政令，交给萧瑀承办。萧瑀阅后，发现其中有几处考虑不周，于是，就暂压了下来，没有发布。按当时朝中规定：“制勅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意思是说，在皇帝命令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不妥之处，臣僚应该向上奏明，加以改正。这是当时秘书人员职责的一种“反馈功能”。萧瑀的做法是符合上述规定的。但唐高祖闻后，心中不悦，于是召见萧瑀，责问他为何不按时发布政令。萧瑀慷慨陈词，用隋朝“内史宣勅”、“前后相乖”，致使：“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的史实，来说明唐高祖所拟政令“不经审勘”的危害。接着，萧瑀又陈述了他在皇帝“每授一勅”之后，“必审勘，使与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李渊听后，也只好说：“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唐会要》卷五十四卷。王溥著，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9月版，第926页）。

由此观之，萧瑀在当时能够注意到政令的连续性，避免前后政令发生冲突，而又不违反规定，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秘书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