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世界不必担心实现中国梦 中国不会搞霸权主义（2）

世界不必担心实现中国梦中国会搞霸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张国祚：再比如，中国近年发展很快，在经济领域、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中国产品很具有竞争力。例如前不久，应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主席布鲁斯.科尔的邀请，我到美国去做演讲，还去参观了一个美国家庭。这个美国家庭的男主人是医生，女主人是护士，他们家墙上放着一个精致的茶壶，我恭维地说：“这个小茶壶真漂亮，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男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的呢？”结果，我拿过来一看，恰恰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日本制造的，因为上面有中国字，他们就以为是中国制造，因为日文中有汉字。这件事说明，中国产品已深入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不是中国产品，都会想当然地被以为是中国产品。正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太快，所以就有人认为，中国将来实现中国梦，会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超过美国，甚至推行霸权。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思想是中庸，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向别人推销，自己不想被侵略就不要侵略别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可贵的精神遗产。应该说，从孔夫子开始，延续到今天，这是中国人思想的主流。中国经济发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帮助了差不多3亿多的贫困人口脱贫。我们现在谈中国梦，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有梦。在解放前，中国人的梦很简单：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向苏联学习，“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中国梦；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口号“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注重追求自己个人的物质利益了，那时的梦想就是“四大件”：比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这些东西；到现在，中国人生活条件比之前好太多了，许多人的梦想也升级了，是做老板、住别墅、穿名牌、坐高级轿车、到世界各地旅游。当然很多人还是不满足，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得越好对政府意见越大，这是因为他们个人主义欲望过于膨胀，而集体主义观念已经丢失，也没有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现在政治制度的宽容、宽松，对民主、自由、人权越来越重视。在互联网上，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骂。在一些论坛上，什么观点都可以讲，在茶余饭后，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调侃一下，这就跟美国差不多了。在美国，也可以画漫画讽刺、调侃、指责奥巴马嘛。这些在过去是不可以的，然而现在，不会有人因言获罪。现在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世界梦是相容、相通的；中国希望在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世界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想-----这就是中国梦。

任何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是自然历史过程，

外来强权政治无法推销“普世价值”

Marc：您刚才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软实力的意思和内容，现在有人认为，发展好软实力需要有凝聚力的价值观，也有学者对中国现在价值观的来源（儒家、道家等等）有争议、有争论，那么，从您的观点看，中国的价值观有凝聚力吗？它的特点是什么？

张国祚：这里涉及到美国人经常谈的普世价值。美国人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普世价值。事实上，谁不需要民主？谁不需要自由？谁不需要人权？自由、民主、人权，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国内也有人写文章批评过将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普世价值观，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些人口中所强调的“自由、民主、人权”，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而把西方的价值观不加分析、不加选择、盲目地搬来，代替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这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有哪个国家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美国，让美国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人肯定也不乐意。当然，这要看如何界定普世价值观。如果把普世价值观界定为全人类、所有人都毫不例外地赞成的价值观，那么，这样的普世价值观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母亲爱孩子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观，但是，恰恰有很多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甚至有的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一普世价值观不是就被否定了么？但是，如果我们界定普世价值观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观，那么这样的普世价值观是存在的。例如，绝大多数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爱学习、有理想、会工作、人缘好等，这就是普世价值嘛。因此，笼统地、不加分析的肯定或否定“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把“普世价值”界定得合理，那么，普世价值观就是存在的。比如，今天我和你----Marc先生在一起交流，目的是求同存异。所说的“同”就是能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否则，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水火不相容嘛，哪来的“同”呀？“同”就是我们可以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加州庄园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如果他们俩找不到共同的价值观，怎么可能谈得和谐？所以，关键在于怎么界定“普世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的形成都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当然也要有一些先知先觉的引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非强行规定、强加于人的。我们中国古代讲“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节勇”，不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规定大家都要遵守的，而是随着各种文化的熏陶、各种教育的引导，在历史沿革当中，无论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认为做人就要做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讲忠、讲孝、讲廉、讲节、讲勇的人，这样一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节勇”慢慢就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普世价值观”或者说是“核心价值观”了。西方所讲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也不是哪个总统宣布的或某个强权国家规定的，而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熏陶下和政治环境影响下，人们渐渐感到自己应当有自由、应当有民主、应当有人权，渐渐地，“自由、民主、人权”就成为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如何看待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有四层含义：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争议最大的，恐怕是关于第一层含义。在我和约瑟夫.奈先生对话当中，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一方面讲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另一方面还要输出革命、输出暴力。我问此言从何而来？他说：“你们不是坚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而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输出暴力、输出革命”。我跟奈说：“只是误会。我们中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对西方国家，我们也讲要和平、和谐、合作、共赢。我们反对侵略别的国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更反对向别的国家输出暴力、输出革命。主张各个国家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得道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不可能一成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