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

摘要  苏联解体是公众对苏共及苏联政府丧失了信心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焦虑。中国公众信心的构建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进行，通过深化改革，可完成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通过制度建设，使政治不信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使之形成促进社会稳定健康的力量，才能凝聚公众的信心，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关键词  公众信心 苏联解体 政治信任 改革 制度自信

信心源自对未来积极而稳定的预期，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信心则源自公众对治国理政者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从来源上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在领袖人物个人政治魅力基础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另一种是建立在制度规范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信任。①传统政治信任往往由于领袖人物影响的消失而消解，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就成为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顺利实现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兴亡。从政治信任的转型来看，苏联和我国都经历了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转型的过程，选择的路线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

苏联公众是怎样丧失信心的

人们感到吃惊的是，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对于苏联解体居然未进行任何像模像样的反抗。党员和公众或者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或者积极推动事态的发展，甘当自己此前为之奋斗付出的国家掘墓人，足见公众对苏联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只能以代价惨重的剧变来变革社会，重塑国家的未来。因此，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是民心尽失的结果，丝毫不值得人们为之惋惜。倒是各国执政者应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下力气争取人民的信任，建立起公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免重蹈覆辙。

苏联民众曾经对自己的国家信心满满。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更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俄国从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苏联成立之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36年底，苏联实现了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国家工业化，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3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德法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人们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不仅有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支撑，更有意识形态上宏伟奋斗目标的鼓舞。人们真诚地相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代表了未来的浪潮，代表了站在社会进步前列“日益崛起”的阶级的呼声，②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英国学者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③此外，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任何对党的路线的怀疑都可能被镇压或清洗，这就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一致，进而形成了对苏共政治信任的高企，反应在公众心理上则是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苏联民众对苏共的政治信任。这时，苏联民众的信心来自对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苏共(联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信任，属于传统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转型的失败导致了苏联民众信心的溃散。在传统政治信任形式下，民众对政治制度、过程和组织的信任几乎完全置换为对政治领袖，特别是领袖个人人格化的信任。从生成逻辑来看，这种政治信任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绩效和制度理性为主导机制。④由于领袖人物的去世和国家社会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这种传统政治信任必将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苏联正是在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启了苏联社会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是以对前任领导人彻底否定的方式展开的。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的“公开性”改革，都在不断地否定苏共自己的历史，逐渐破除了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基础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然而，却没有找到树立起新的政治信任的途径，导致公众对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怀疑，这对苏联民众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对制度新的信任建立起来之前，经济效益也能够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取人们的信任，但苏联在这方面也未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都没能成功革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苏联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和活力，在经济发展路线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而在与美国的全球争霸过程中，又使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军事工业，经济畸形发展，导致民用必需品严重匮乏，人民群众享受不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体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试图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和领袖来建立社会对自己的信任。苏共通过自我否定不断消解建立在个人人格和意识形态热情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却没有建立起基于经济绩效或者制度理性的政治信任。当传统的政治信任被挥霍一光，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也全然溃散，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