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困境与因应之道（2）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霸权的认定，是指掌握国际体系权力资源优势的主宰国(霸权国)。主宰国拥有国际体系内最大部分的资源，维持相对于潜在对手的权力优势，以及运用可造福盟国并满足其他国家需要的规则，管理国际体系，以常保其优势地位。[7]主宰国创造了所谓的现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遵守现状。在维持现状方面，物质权力是主宰国用来压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工具，价值性的权力则是它们维护其霸权的结构性力量。

中国当然可以选择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思维与路径，但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主宰强权的质疑与挑战。主宰强权在与崛起大国交手中，通常会以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与交往的方式来减缓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

预防性战争。当面临国家重大利益抉择时，霸权国家可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遏制现状国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续坐大。[8]之所以会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因为“现在就打一场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的战争，远比等到对手拥有优势后再打较好”[9]。这些观点说明了预防性战争的三个意涵：第一，战争被视为不可避免；第二，威胁长期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预防性战争是一种在无法预期未来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自认为发动战争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性选择。当领导者认为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未来战争的代价时，领导者会理性地选择预防性战争。

对于哪一方较可能主动引发预防性战争，学术界的看法不一。吉尔平(Robert Gilpin)视预防性战争为一个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时，最具吸引力的反应方式，当面对的选择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绝大多数会选择战斗。[10]但是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与古格勒(Jacek Kugler)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也会发动一场战争，早在他们具备了与主要国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发动了对主要国家的战争。[11]在他们看来，发动战争是迈向强权的重要手段。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很少有霸权国家主动发起战争来预防阻止一个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18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都没首先使用武力来对抗潜在的挑战对手。由于既有的霸权会以满足现状的保守态度处理问题，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选择战争而图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强权。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动的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件。

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强权。例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

二战以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已是国际间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国之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不过，因为族群或意识形态冲突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并没有减弱。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发展出攻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12]主张先发制人以维持美国在某一个地区的主导霸权。

战争与冲突在国际关系上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阎学通教授认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13]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拿捏战争与冲突的分寸，必须充分考虑。

约束。对于一个既有大国而言，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自身力量的累积与扩张，反而是为了藉由联盟来约束(binding)和控制参与国。[14]对于参与同盟国而言，约束并不见得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美国、英国1922年与日本所签订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动机之一是希望对日本进行控制与约束，但日本后来还是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约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后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其目的固然为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约束日本，使其军国主义不致再起，并使日本的军备发展完全合乎美国的战略需要。[15]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固然是为了对抗华沙组织，但是也同样有约束德国和防止法国在欧洲称霸的作用。

国际组织与国际建制的建立或多或少来自于以建立规范来相互约束这一战略思想。约束政策有几个目的：第一，通过接纳新兴大国进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使其有一席之地，满足崛起大国对于声誉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国可以在多边组织中有表达利益与观点以及建立威望的机会，从而可以与既有大国共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机会；第三，将崛起的大国放在政策网络中，使其感觉到，它从现有体制中得到利益的代价比用力量改变体制的代价要来的小。[16]

既有霸权往往通过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其他国家。依照“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强权制定，而强权不会制定一个对其不利的规则”这个定律，既有霸权往往通过经济、金融等手段来建立一个有利于本身的规则以确保其霸权。英国在其强盛期时建立金本位制，美国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极明显的例证。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通行货币，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金融霸权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金融、经济、人权、环境等议题上，美国均有价值上的话语权。中国虽然对外不结盟，但是要充分遵守国际建构与规则。如果无法在未来建立起自己在国际间的价值话语权，中国将会长久陷于美国这个既有霸权的约束中。

遏制。遏制(containment，又可译为围堵)战略并不是寻求击败崛起的大国，而是防止它的进一步扩张，它是一种寻求保持均势，而不是恢复原状的战略。卡迪斯(John L. Gaddis)将遏制分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反应(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两种。对称性反应是指在当时、当地和依照对手所使用的方式从而对敌人的挑衅作出反应，例如美国在韩战、越战时的战略方针。不对称反应是指针对挑衅国的行为，由自己选择时间、地点与方式来作出反应，以充分打击挑衅者的弱点。肯楠(George Kennan)在冷战初期对苏联所设计的遏制战略，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报复性(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都是属于非对称性反应。

冷战期间，美国是以遏制战略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在遏制苏联时，美国是以非对称性反应的战略，但双方代理人战争则是一个对称性反应的遏制作战方式。一般而言，非对称性反应的遏制思维，需要以国家总体实力作后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还有创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战略意义，用以与对方作一场长期的武力竞赛，进而与对方较量国家的整体实力。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于美国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美苏之间陷入一场军备竞赛，其结果是苏联的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军备竞赛而落败，冷战因而结束。

遏制战略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来反对崛起国家或崛起国家与他国的联合。崛起中的国家也会尝试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盟来挑战现有强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目标在于希望日本、韩国、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甚至台湾，都扮演着遏制中国大陆的功能。中国将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不断增加军备，但这样是否会掉进美国所设定的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陷阱当中？第二，如何处理与周边的关系？

交往。交往(engagement)政策是指以非强制性的方法来改善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化解其不满意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崛起大国以和平方式来改变区域及全球的秩序。交往政策目的在于将不满国家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交往政策与其他政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依靠承诺给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惩罚性的威胁来影响威胁国的行为。简单地说，在实践上，交往政策是胡萝卜优先于棒子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