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困境与因应之道（3）

交往政策通常是为了实现下列三个目标：第一，既有强权可以通过交往政策来了解不满意于现状的崛起大国的真正意图；第二，用以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和盟友，以因应未来可能的战争；第三，用以打破崛起大国可能的联合，或者阻止他们进行联合。如果成功的话，交往政策是解决不满意现状崛起大国的最有效且最合理的途径。

不过，交往政策要获得成功，崛起大国必须要有有限的修正主义(limited revisionism)，即要有有限的改变现状的认识，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苏联与中国的认识就不一样，美国认为无论在政权与文化性质上，苏联均是一个不满现状的扩张性国家，而中国在本质上并不同于苏联。因此，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这个完全修正主义国家唯一的战略就是“围堵/遏制”，但是对中国这个有限修正主义国家来说，交往政策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战略的一个主流。

另一个交往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双方之间认同存有不能协调的核心冲突，例如领土、主权等冲突，这些核心利益是很难通过交往政策改变的。

虽然交往政策是胡萝卜先于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足以威吓的棒子，胡萝卜将会流于所谓的姑息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只有在胡萝卜与棒子并用的情况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满足希望维持现状的既有强权与不满足现状的崛起大国的要求。前者希望通过交往政策约束后者可能出轨的行为，而后者希望能借此改变现状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报或威吓来影响后者，使得后者能依照现有国际规范来行事，后者则通常将交往政策视为逐渐和平改变现有秩序的一种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后处理中国政策的主轴。从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与中国的全面交往，一直到奥巴马政府均没有改变。对美国来说，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政策，而是一种带有约束的积极性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促使中国进入西方价值体系，进而使中美双方都能够获益。

中国崛起新的可能性路径

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一词原本是为了消弭中国威胁论的表述。在了解西方大国崛起的理论基础后，我们更希望看到或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诠释为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再融合中华文化的另一种文明的崛起。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明积累，只是近两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下，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受到西方西伐利亚国际法主权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义理观受到西方的利益观挑战，中国传统的和平观受到西方权力政治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社群观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挑战，甚至中国传统的幸福观都遭遇到西方价值观的挑战。

文明不可能凭空崛起。首先，中国应该接受西方强权所设定的规范。举例来说，即使中国不喜欢资本主义，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也只得选择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同样，即使了解到现代的国际建制与规则几乎全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制订，中国在现阶段也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中国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现有的国际建制下，顺势而为，逐渐壮大。[17]

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有一个基本性的认知，即当西方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时，西方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按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所建立的国际建制和所设定的游戏规则中崛起，如此西方才会认为这样的崛起对世界是没有威胁与危害的。

西方现有强权的这种看法，或许只对了一部分。西方某些文明价值是好的，但是它们在落实的时候往往出了问题。如果中国按照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崛起方式崛起，用权力政治的思维去处理国际关系，用帝国主义的扩张思维去攻城略地，用资本主义的思维去建立生活价值，那么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同一类型的大国崛起，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与以往大国崛起同样的灾难。

两岸关系走向与中华崛起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不能犯下传统大国通过扩张或崛起来解决内部冲突或矛盾的错误。不但要避免制造冲突，还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国，成为世界的矛盾焦点，以确保中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8]不过，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例如与越南、菲律宾的南海主权争议，以及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岛的主权争端，都触动着中国是否要动武的神经。中国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国为首、日本为辅的战略思考，是不是期待南海或东海成为对中国崛起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实验场域？中国如何在冲突与战争之间妥善拿捏分寸？

中东的反恐告一段落后，美国逐渐将军事、外交与经贸重心移至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具体作为主要通过“前沿布署外交”，强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联盟，积极参与区域多边组织，增加贸易与投资，扩大军事存在，推广民主与人权，全面对东亚地区进行权力再平衡的动作，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军事、经济与外交上的领导优势。

美国对于中国“再平衡”的战略，或许还不至于让它主动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毕竟在这个21世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谁都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但是会通过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合作，对中国产生“遏制”的效果。

美国的目的非常清楚，即通过与中国周边的合作，让世界产生两种不同的战略认知。第一，让中国威胁论持续在东亚或世界发酵，美国在东亚再平衡战略讲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显出中国对周边的威胁。如果崛起的中国是和平的，美国为何要将过半数的兵力布署在亚洲？在这样的语境下，不论是黄岩岛或钓鱼岛的行为，都容易被诠释成为中国企图改变现状的一个威胁性作为。第二，美国反复暗示中国具有威胁性、企图改变现状的论述，使中国反复强调自己是和平的、愿意接受国际规范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国进入约束的国际结构中。这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战略的另一个目标，即让中国的崛起不能跳脱西方的价值体系。

在美国的东亚战略规划中，美国与日本、韩国有军事关系，与东南亚国家亦有密切的军事往来，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理所当然的伙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坚实的盟友，韩国需要美国来处理朝鲜的核武器等问题，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平衡它们对中国经贸依存可能发生的被制约感。在这些周边地区中，有一个是对美国战略价值最高，但又是美国最不确定的“朋友”，那就是台湾。

对于美国来说，自1949年以后，台湾安全长期依附于美国，也是美国东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扈从者，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枚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一方面用三个公报来约束台湾不可以走向法理台独，另一方面又用《台湾关系法》来让台湾有安全保障感，同时鼓励两岸和平交流。这有助于美国对大陆的交往政策，可以轻松地通过台湾，向中国传达西方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卖武器给台湾，让台湾也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台湾多元政治立场下的台独主张，也可以被美国用来牵动中国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也可以作为向中国索取报偿的筹码。

美国的两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赞成两岸和平发展，它不容许看到台湾独立，但是也不乐于看到中国统一。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战略必须重新规划。美国希望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能够继续存在，它所期望的是两岸永久分治，亦即永久的维持现状，这样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过，美国最担心的也是台湾，由于两岸同文同种，自2008年以后两岸进入大交流时代，一旦两岸解决了政治争议，两岸进入大和解时代，美国的东亚战略就可能出现漏洞。

两岸关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已经不仅是两岸关系而已，而是涉及中国大陆是否能够突破美国在东亚地缘为中国所设置障碍的战略问题。

台湾目前的战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国，经济利益与大陆结合，在立场上是维持不统不独，以维持现状为目标。大陆希望两岸能够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是台湾对于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依赖已经成为所有台湾安全与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够在两岸定位与走向上给台湾提供一个安心与信任的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将不容易改变与美国合作的战略选择，即一方面配合美国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执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段文字表明，中共已经理解一国两制是统一后而非统一前两岸的政治安排。

针对两岸和平发展期的政治安排，笔者曾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主张。两岸必须在尊重现状之下，寻求一个既能顾及现状，又能有助于统一的结构与路径。目前的法理现状是：两岸在主权宣示上相互重叠，两岸治权均来自于彼此宪法。两岸若能在此基础上签署和平协议，相互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主权，并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权，那么这个签署后的和平协议就会成为一份两岸均必须遵守的宪法性文件。未来有关军事互信、国际共同参与、经济、金融，甚至成立相关共同体的协议，均可以成为两岸第三宪(一组宪法性的文件)的内容。这种两岸共同建构未来的过程，不再是谁吃掉谁的选择，唯有这样才能够让台湾安心地与大陆互动。[19]

“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结构，通过统合(即中国大陆所说的一体化)机制，两岸可以在一些政策与事务上共同治理，这对于两岸政府截长补短，共同为两岸人民创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当两岸和平协议签署时，这代表着两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两岸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开始。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这将是关键性的一大步，美同无法再利用台湾来遏制或围堵中国，美国第一岛链至此断裂。另一方面，北京能够和平处理与台北的关系，对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去除威胁者的形象以及改变周边国家态度，也会有正面的功效。

中华文明在崛起过程中的正向作用

西方文化里面有些内容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对人的尊重，强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问题在于当这些理念与国家利益结合时，好的价值就成了文化霸权的一些说词或工具。在善恶二元论、物竞天择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核心依据下，西方往往将它们所信仰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强加于其他文化与民族。

西方人创造了民主与自由，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闭的政治国度里面使用，但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会影响到它们的国家利益时，民主与自由的标准就由西方来诠释。

九个崛起大国关心的是利与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重视的却是和与合。从中国的《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和与合的融合与互补，而不是利与力的冲突。这也是九个大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原因。中华文化中有一些价值内核是西方需要的，举例来说，“仁”这个概念对于崇信物竞天择论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资本主义信仰者无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设身处地”更是西方善恶二元论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