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抓住关键、突出核心（2）

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演出了一部部激烈竞争的活剧，优胜劣汰，效率大增。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就会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中，恐怕还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高度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关爱人人，人人感恩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充分感受社会的温暖与和谐，反过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守望相助，蔚然成风。如此良性循环，不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吗？此中，生长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激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感召力与生命力。

三、突出核心，就要有普遍与特殊、清晰与模糊的统一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最根本、必不可少、最集中反映社会取向的价值观，是诸多价值观中的最大公约数，是诸多价值观的“核”，社会有机体的“心”，因而是诸多价值观中本质的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层面，既是国家整体、民族整体的追求，也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追求，理论上应该可以成为每一个体、每个公民的追求。而一旦深入、内化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就会像绚丽的阳光折射出五彩光芒，展现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

范围小一点，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要求就相对多一点，范围大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就相对多起来。我们有三个范围的大团结，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团结的范围越大，存异的东西就越多。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是要“求同”，但覆盖面越大就越要有包容性，有必要的“存异”。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求同与存异结合的问题，才能成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要素的“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历来是信仰充实的民族，是最讲信义的民族，是重“君子”轻“小人”的民族。但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确实感觉到了道德危机和价值观的嬗变、剧变。在大家都奔钱而去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错位。讲“核心价值观”，就不能不去关注重建信仰、充实精神支柱的问题。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科学信仰。科学信仰，需要科学理念来论证、来支撑。怎样把科学信仰变成精神信仰？信仰的支撑，仅靠科学的论证、理论的彻底是不够的，还要靠敬畏。人，总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是讲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状态。但不能放大为人什么都无所畏惧。共产党人不敬畏神灵，但要敬畏历史，敬畏人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互的他律——道德规范、社会公德、法律法规，才有实施的可能。

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四、抓住关键、突出核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抓住关键、突出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种选项，可表述为：以国为重，以人为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种表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中国特色，扣住了全部社会关系——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关系的主线，扣住了全社会的利益关切，体现了作为“核心概念”“母概念”的普遍与特殊、清晰与模糊的统一。

以国为重。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中，不是西方的那种个人至上，而是以国为重，这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区别。

凝聚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度的精神资源之一，正是那永不衰竭的家国情怀。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家”在“国”中同气相求，“国”在“家”中生生不息。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多少沧桑付流水，常念家国在心怀。如此，每个中国人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便融入永恒与深沉的无限之中，汇集成永续发展永葆青春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社稷为重，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把个人的追求与整体的核心价值统一起来。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是保持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是渗透着“讲信修睦”的理念，“礼之用，和为贵，天下之道斯为美”。这种“天下情怀”至高无上、自上而下；“和谐理念”无处不在、自下而上。两者简明扼要，会通无碍。自上而下，站得高，高屋建瓴；自下而上，落得实，家喻户晓。中国人有此优秀遗传基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可作如是观，以如是行。

具体到今天，以国为重，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以人为本。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中，不是个人至上，而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就提出过的口号。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过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以人为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新人文主义”，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着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继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

而“以人为本”之“人”，既是“人人”，又是“个人”。人在国中，我在人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本文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