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4）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正如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19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论述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着重线，表示他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

5．对照、对比法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其独到的方法。例如，把《汉书》和《后汉书》放在一起读。看了《汉书》，又看《后汉书》，读读《汉书》，又读《后汉书》，把这两种书对照看，对比着读。对《汉书》中记载的西汉一朝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与《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一朝的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在阅读中进行比较。反复读了这两种书后，毛泽东写下批注：“《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这两种史书相比，毛泽东为什么称赞《后汉书》呢?《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这条批注是这样解析的：“《后汉书》在体例方面，编次更加周密，且有创新。在思想方面，体现出作者具有进步史观。如对高官侯爵而于当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便不为之立传。对宦官、外戚的为非作歹、鱼肉人民，表示极端厌恶。而对反对的‘党人’的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精神，则加以赞颂。此外，《后汉书》内容详略得当，简明周全，叙事生动……毛泽东批注的《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苟(淑)韩(韶)钟(皓)陈(宜)列传》、《李(固)杜(乔)列传》，记载的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生疾苦的良臣，或品德高尚、爱抚百姓的贤臣，或敢于同外戚势力作斗争的直臣。这些列传的传文和‘论’、‘赞’中体现出作者对所传人物的称颂，并且可以看出东汉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班固在《五行志》、《天文志》中罗列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现象，与自然灾异对应起来，宣扬天命论。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不可逾越，为封建制度的合理存在寻找根据。”

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对照，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与记述同时代的八代史书和其他一些史著相比较，在撰述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上有着明显的长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其表现为：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史学家关于《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岛夷”和“索虏”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各自的史书中，对对方的一种贬称。这种现象说明修史者囿于历史偏见而缺乏“大一统”的思想。李延寿对南北政权同等看待，在《北史》中称南朝则书其国号和皇帝的庙号或谥号，在《南史》中对北朝也用同样称谓方法。二是南北交兵不详载。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并且交战双方“各自夸胜讳败”，往往造成严重失实，这在“八书”中多有反映。李延寿写南北二史时采用取“八书”之同而去其异、存其略而删其详的做法。李延寿及其父李大师撰写的《南史》和《北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各代历史贯穿起来的两部史著。虽然南北二史有着诸如只有纪、传而无志，人物列传重复现象，增补的内容有的荒诞不经等缺憾，但与八代史书相比，却有许多优长，更重要的是它的倾向统一的思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把两种和多种史书对照着看，对比着读，而且对各种史书上的注释文字也都对照着看，对比着读。例如，在读完裴松之注《三国志》之后，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很显然，毛泽东对裴松之注《三国志》很为称赞。

裴松之的注文除了对《三国志》的文字加以释解，即字音、文义、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内容外，补充了大量的史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任峻传》关于曹魏屯田制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裴注补入大量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屯田的背景、目的、效果，还引王沈《魏书》记载的屯田令的令文，其中有关于对屯田之外的土地征收租调的数量规定。又如在《杜夔传》中注补马钧小传，记述马钧的平生事迹及发明创造，使这位有名的科学家未被埋没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