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6）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吴冷西时曾说过，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讲民主集中制，针对一些党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饶有深意地提起刘邦和项羽来。他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进去了，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里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文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关于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这是政治中的政治，国家中的大事。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非常关注。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谈《三国志》的时候，他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反之，对于破坏统一、搞分裂，他一概加以谴责和批评。对于士族门阀，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谢安，却给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欣赏的一个皇帝，他除了推许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

从政治的角度读二十四史，去认识人，去辨是非，去评价人，去评价历史事件，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条重要方法。

2．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

二十四史虽然不是兵书，但它记载和叙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内容，历朝历代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记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更爱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书，可是毛泽东把它当成兵书来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战役和战略、战术的记述，他读得多，画得多，批注也多。

二十四史一书中，凡记述农民运动的文字，毛泽东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都有圈划和批注。就是起义军作战的路线，毛泽东也字字披览，圈圈点点。例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从此可以看出他读《黄巢传》时是多么用心。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他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籍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毛泽东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披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心潮汹涌，曾写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巨大意义，并指出了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性质上的原则区别；同时，又说明其间相同的地方，即：“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级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长期的封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蕴涵着要求改变一穷二白、摆脱贫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积极性。农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地得到发挥。他认为：“两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漫长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历史，得出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