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我国历史上的治乱规律—有感于习总书记再讲“两个务必”

（一）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参观西柏坡时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这是从中国历史的维度，对“两个务必”思想所作的深切开拓。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是雄视古今的一代思想大家，最善于发现和汲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经验、大智慧，为现实斗争服务。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郑重向全党推荐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希望党认真汲取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几年以后，在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两人又进行了著名的“兴亡周期率”谈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无疑是与这些思考一脉相承而又前后相续的。

在历史上，一支政治势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兴也，如川之出峡，如火之燎原，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其亡也，“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一历史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反复出现。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在强敌威胁面前，在艰难险阻面前，在灾患祸害面前，相濡以沫，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地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特别是在事业草创阶段，他们或荜路蓝缕，艰苦拼搏，或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显示出患难与共的强大凝聚力和顽强生命力。然而，当着强敌俯首，威胁缓和，艰险过去，云开雾散的时候，却停滞了、骄傲了、涣散了、懈怠了，不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了，不愿励精图治、继续前进了，结果，在忧患中反能奋起，在胜利后却忽焉而亡。

那么，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反复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其原因何在呢？

一曰骄傲。一般说来，在一个政治势力的初起阶段，往往强敌环视，艰险异常，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失败，因而，上上下下无不夙兴夜寐，虑事唯恐不周，行动唯恐失误，在那种极端险恶的环境压力下，是不大容易出现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现象的。与之相反，艰苦阶段过去以后，由于胜利，往往容易产生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和辉煌的情绪，以为天下到手，从此不再需要艰苦奋斗了，剩下的只是享乐太平了。以至或被失败了的敌人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或被新生的敌人乘机而入，轻易击败。历史上这种因胜而骄，因骄而败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自成进北京了。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使大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及至当李自成挥军出陕，进逼北京之时，明军已是全线披靡，不堪一击了，起义军遂以摧枯拉朽，急风暴雨之势，很快占领了北京。然而这一巨大的胜利，却使起义军首领们过分陶醉了，他们纷纷然，昏昏然，全不以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为意，待到虎视眈眈的清军长驱入关时，起义军才仓促迎战，结果一败再败，不可收拾。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全党一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二曰腐败。木必先腐而后风折之。一个夺取了政权，很有生气的政治力量，之所以会走上急剧衰败的道路，十分重要的原因，乃是自身的腐败。初始时，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无所畏惧，甘之如饴，一旦胜利到手，就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来，于是，贪污索贿，巧取豪夺者有之，挥霍无度，享乐无时者有之，完全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艰苦创业传统。历史上因腐败在而丧失胜利的政治集团，实在为数不少。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陈胜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大好形势下，耽于富贵，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与陈胜一起庸耕过的农民，当看到其所居住的豪华宫殿时，曾惊叹“涉之为王沈沈者”。在那种战火纷飞、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陈胜的生活居然如此奢华，这不能不对农民军的斗志，产生严重的腐蚀和影响。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也同上层集团弥漫的严重腐败气氛分不开。夺取北京后，以丞相牛金星为首的官员，整天“往来拜客，遍请同乡”，而大将刘宗敏等则忙于追赃，抢掠财物。上行下效，于是几十万士兵都在城内吃喝玩乐，大肆劫掠，这怎么能不军心涣散，一触即溃！

三曰分裂。分裂往往是骄傲和腐败的伴生物，它常常不是发生在形势严峻的危难之时，而是发生在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或已经取得之后，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就是这样。正当太平军攻势凌厉，频频得手，清军处处被动，捉襟见肘，整个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和杨秀清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却开始尖锐和激化了。于是出现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和二万多久经战场的太平军将士的暴行，其后石达开又除掉了韦昌辉，洪秀全又逼走了石达开。从而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丧失了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最好时机。“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我消耗，自相残杀，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