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我国历史上的治乱规律—有感于习总书记再讲“两个务必”（3）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又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由生气勃勃的力量转化为保守停滞甚至反动腐朽的力量相联系。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着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他们是进步的，革命的，摧不垮，打不败，很能战斗；然而，当着他们走完了自身的上升历程，开始转向其反面的时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气象就显露出来了。与此同时，反动保守的种种弊态也就一一呈现，并越来越深地侵润到他们的全部肌体中，直至其最后灭亡。奴隶主阶级是这样，封建地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历次改朝换代，也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履行这一“周期率”。从这一视角上来观察，发生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又是一种政治力量趋于保守停滞，腐朽反动时的必然表现，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还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相联系。任何一个阶级的国家统治集团，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制约机构，必定会产生腐败的各种恣意妄为的行为，造成权力运作的失序和混乱，加速自身的崩溃和灭亡。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力求绵延长久，就必须限制其内部那部分无所忌惮地攫取当前利益的阶层和集团，并用法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制约，迫使他们只能获取法内权利，不能觊觎法外权利。倘若没有完备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法律和监督制约的机构，那就势必会发生奔兢法外权利的腐败现象，于是国将不国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还同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没有监督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有关。我国自秦汉以来，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一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所有官员都对最高统治者一人负责，而丝毫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法制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体现封建伦理纲常的“礼治”来维持，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清浊全系于各级官僚身上，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社会治乱、人民荣辱，最终都只能由最高统治者一人，至多再加上极少数大官僚的贤佞与否而定，人民则对之则无可奈何。君明臣良也好，君暴吏污也好，除非实在不堪强暴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外，人民都只能接受和忍耐。再加上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和毒害，就使得政治完全成了少数人的行为，是“肉食者谋之”的东西，老百姓不能干预。这种缺乏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必然要生产出、豢养出一批又一批暴戾恣睢、为所欲为、骄奢淫逸、享乐至上的贪官污吏来，从而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上下交争利”、一派昏昏然的衰亡之风，于是，一个政权就无可避免地走上江河日下、“其亡也忽焉”的道路了。

（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治乱。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充分借鉴了我国几千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规律。今天，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些历史规律，对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两个务必”，永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启示之一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走出治乱轮回、兴亡忽焉的历史怪圈，最重要的是要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坚强靠山和力量源泉，只要我们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绳，不允许执政党有任何挥霍享乐的特权存在，就不会出现沉迷于荣华富贵而不能自拔的现象，就能够始终保持一尘不染的纯洁性，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要走出治乱轮回、兴亡忽焉的历史怪圈，就要始终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江河奔流，不舍昼夜，才能永远澎湃生命的活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真正树立起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不断前进，永不停止的思想，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才能永远开拓进取，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也只有这样，我们党才不会因执政而停滞不前，因有权而腐败变质；也不会因成就辉煌而欣欣然，昏昏然，骄傲自满，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