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我国历史上的治乱规律—有感于习总书记再讲“两个务必”（2）

四曰懈怠。前敬后怠，这几乎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朝代的一个铁律，更不消说，诸多朝代自始至终就从未有过勤政的阶段了，甚至史上被誉为最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例外。唐太宗李世民创立了中国古代最为人称道的贞观盛世，其勤政廉政和开明纳谏在历代统治者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史所公认，贞观之治明显有前后期之分，后期已经出现了“功业虽盛，终不如初”的现象，所以才有魏征的《十渐疏》，尖锐地指出太宗的各种怠政之弊。而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则更为明显。其就位之初，可谓兢兢业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励精图治之主。然而，在成就面前，他日益踌躇满志，昔日的进取精神消失殆尽。晚期地，他越来越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而听不进逆耳之言；越来越贪求安逸，而不再勤于政事；越来越奢侈无度，而不愿“刻励节俭”，以至于“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春宵苦短日高起”。《资治通鉴》说他“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悉委政事于林甫”，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的大祸，最后不但使唐王朝从此一厥不振，连自己的宠妃杨玉环都保不住，后果是很可悲的。要之，“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是脱离人民，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则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权形式，都是不能长久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慎与？

（二）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总让人清醒而又生发出无限感慨：“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面对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千古往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剖析，可以更加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高瞻远瞩和纵横古今的历史深意。

一部二十四史，为何乱多治少？一个政治集团，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要走出这一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社会棋局，跳出王朝代谢的兴亡周期率，防止骄傲、腐败、分裂、懈怠这些严重损害政权巩固的现象滋生和漫延，避免它在我们党内和共和国中重演，就必须深刻剖析其成因，从根本上戒之、慎之，吸取教训。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社会地位的变化相联系。可以说，由非执政地位转变为执政地位，是形成这些负能量现象的前提条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治集团掌握了政权，也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对生产资料及大量社会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这样在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之中就产生出一个对既得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一般来说，这个阶级和集团在利益面前不可避免地会分化出一些维护大局、维护整体、着眼长远的层面，和只顾自身、只顾眼前，不顾整个阶级和集团生存、发展的层面。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逐渐突出起来，尖锐起来。而且在后一个层面中，还会进一步出现其内部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并且，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从总体上看，清醒者清廉者总是属于少数，而绝大多数则都是追逐财富、追逐享乐的贪婪淫逸之徒。他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疯狂性，如苍山乱流一样不可遏止，什么长治久安，什么万世基业，那是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于是，不亡何待！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又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所处环境的变化相联系。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人们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去克服困难，从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险恶的环境能够迫使人们同仇敌忾，背水一战，发挥出异乎寻常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化险为夷，创造奇迹，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相反，和平的安逸的环境，却往往使人们斗志涣散，锐气消减，内部的矛盾和摩擦加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古人才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敌戒》，是专门阐述“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的。他指出，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人的存在，威胁着我方的安全，固然是件坏事；但敌人的存在，又能引起我方的高度警惕，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柳宗元举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周，举国造怨”。战国时期，秦在与东方六国的周旋对抗中，国力不断增强，及至翦灭了六国之后，却怀玺未暖，就在踌躇满志中灭亡了。晋在鄢陵与楚交战，当时有一位有远见的晋国大夫范文子主张不要击败楚军，原因是三个与晋为敌的强国都已被征服，现在只剩下一个楚国了，应该留着他，让自己经常保持警惕，而不至于由于外患的消失，滋生内乱。晋厉公没有听从范文子的意见，结果打败楚国后，由于政事腐败，很快就引起了全国的不满。可见，和平的安逸的环境，确实是形成由治到乱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骄傲、腐败、分裂、懈怠现象的产生，还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所经历的创业和守成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相联系。“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是“打天下”，它往往是同血与火、艰险与困苦联系在一起。而守成则不然，对于无产阶级以前的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来说，守成是“坐天下”，它仅仅是要保住创业争来的成果和利益。因此，历史上一切非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创业的过程也就是革命的过程，创业的结束也就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说，一旦政权到手，由创业而转入守成，所谓革命也就完结了，剩下的只是如何享用这一革命果实的问题了。创业和守成，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创业维艰，守成更不易。《贞观政要》曾记载了房玄龄与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的一次争论，主题就是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头脑清醒的唐太宗最后总结说，创业已经过去，今后更需要注意的是守成的问题。根据这一旨意，魏征写下了《谏太宗十思疏》的著名奏折，分析了历代统治集团“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原因，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因得志而忘乎所以，失去人心，否则是会导致政权倾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