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的规则（4）

在这样的传统中，日本的政治社会，就呈现出了一种奇特的状况：讲求特殊的人际关系，却又重视团体和谐，相悖的元素被统一到了追求社会共识的妥协之中。也有研究者把这种复杂性，归因于日本社会的儒家、佛家、神道教等多元宗教并存，认为“这种多元的宗教信念使日本的文化比西方少一份独断，比西方更将妥协当作政治生活中的现实”。这种复杂的妥协，对于日本政党的发展，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日本的政党一直到今天，仍保留着西欧国家政党的原始形态，政党组织仍然是全国性政治精英的组合，地方基层组织相当脆弱，几乎并不存在。李国雄将日本的政党总结为：“是候选人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机器，透过选民服务、地方肉桶式立法的利益分配，以及个人恩惠等恩宠制度，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而非靠政党认同及政党理念，作为赢取选举的利器。”

被自民党视为理所当然的派阀秩序和当选秩序，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受釜底抽薪的重创，关键人物就是自民党内部的当红人物小泽一郎。日本《宪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在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或内阁所提的信任案被否决时，若(首相)在10日内不解散众议院，则内阁必须总辞。内阁能否继续在位，是以众议院的信任为前提的，但是国会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可以用解散国会权来对抗，这些设计跟英国内阁制的内涵极其相似。1993年，宫泽喜一就是因为不信任案通过而下台，自民党在战后第一次丢了政权，多党联合执政的细川护熙内阁成立。可是，高喊着变革口号开始的日本政治的新篇章，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从1993年开始到1994年，日本的首相开始了走马灯般的轮换，几个月就下台成了常事。到了2000年，自民党内部再次发生了分崩离析，这次的主导者是担任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纮一，支持率创下新低的森喜朗内阁因此下台，日本称为“加藤之乱”。两次导致自民党内部格局大变的关键人物，都是曾经自民党自己的当红人物，都被视为未来首相的接班人。

小泽一郎和加藤纮一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于当年的事情，他们的回应如出一辙的相似，他们都坚持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变革，对于日本的未来有长远的好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和立场，只是遭到了外界的误解。他们的解释系统中，有一个逻辑与我们在日本采访的其他政治研究者频频提到的理由完全一致——“日本失去了发展目标。”加藤纮一说：“90年代初，日本政治就已经失去目标，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连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失去了。从那时候开始，日本的发展目标，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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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与革新

“日本失去了发展目标”的解释系统，看起来称为日本社会新的共识，这个共识对应的政治变化，是新保守主义的回归。政治研究者提供的图景是，政权更迭后的各个内阁，在振兴日本经济的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尤其打着革新旗号的民主党又彻底丧失了民众信任，于是公众的投票也日益走到了革新的反面，就是保守。社会学研究者，则提供了另一种阶层变迁的观察脉络——“虽然日本社会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正在加剧，但不同党派之间的阶级属性，却日益在融合趋同。”早稻田大学社会学教授桥本健二告诉我们。

桥本健二对日本在“二战”后的阶级构造变迁做过深入分析，他认为“6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典型的特征明显的阶级政党时期”，阶层和党派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原本支持右派社会党的人转向支持自民党，而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转向支持社会党，如此一来，支持自民党和支持革新政党的阵营十分鲜明了”，“从60年代初的安保运动，到60年代末的全共斗运动，虽然这个时代充满了动乱，但不可思议的是却有吸引人的魅力”。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被称为“一亿总小康”的7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喜悦，掩饰了社会开始两极分化的危机趋势。“到了1975年，自民党仍旧维持了与1965年相同观点的支持率，但革新政党的支持率却大幅下降了。”到了80年代，这种差距更加明显。“1985年，革新政党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革新政党在新中产阶级中仅有自民党的一半支持率，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也只有自民党的2/3。”桥本健二的结论是，“显而易见，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更加保守化了”，“到了1985年，虽然大企业工人，政府机关职员的革新党支持率没有减少，但中小、中微企业的支持率却急剧下降，给革新政党带来毁灭性打击”。

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的贫富分化在200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一度成为热点。而保守与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不仅延续着之前的格局，而且保守主义越来越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驱动的稳定社会里，保守显得比革新更为可靠，2012年民主党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整个日本社会向保守主义的回归，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桥本健二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关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激烈言论，尤其是在网络上对中国和韩国的攻击，其实都来自日本的边缘贫困群体，而不是主流人群”。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高原明生给我们列举了另一个数据，“去年中日两方的调查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在中日钓鱼岛危机之后，虽然日本民众对于中国表露出了不喜欢的情绪，但80%的日本民众依旧认为，与中国搞好关系很重要”。

从某种层面而言，安倍晋三的当选，与其说是强烈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借着保守主义回归的春风。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首相，到底能带领日本政治走多远?从日本“二战”之后的历史看，答案依旧令人质疑。从1993年开始的首相频繁更替，并没有对日本的国家运转造成根本影响。“当代有一个关于日本的著名理论，即在强有力和有序的政府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决策权力中心，无人负责。几乎没有哪一任首相是真正进行领导的，相反，他们只是紧紧握着首相职位大约两年的时间，直到自民党的派阀首领抛弃他们，而议员们除了累积金钱以确保他们再次当选之外几乎没有作为。日本的政府机器轰隆隆作响，看上去很有效率，但是并没有人在掌握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如此论述。

迈克尔·罗斯金甚至在他的书里制作了一个填空表格，来帮助读者理解日本的首相地位：“发誓要使日本的经济体制自由化并绘制新路线的首相____在____年担任首相，他将自己宣传为一名改革者，但是____的根基在旧体制中很深厚。他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毕业于____大学，当他在____县为自由民主党，特别是其派阀____赢得国会议席之前，曾短暂地做过____。他发誓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成果很少，他的内阁总是意见不一且分裂，日本的利益集团和官僚们知道如何组织改革。日本的经济几乎不增长，而____为此受到批评。丑闻在____政府中蔓延，而谣传____接受了来自可疑的____公司的‘竞选资金’。从最初的广受欢迎到支持率猛跌，这表明他将很快出局。”

虽然有些戏谑，但事实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与文官系统，也被称为官僚系统，的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在台前表演的是政治家，而在幕后按照规则使国家正常运转的，却是官僚系统。日本国会是世界上最弱势的国会之一，政客们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文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不只容易培养出他们的专业能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也大幅提高。在李国雄看来，“这种情形跟法国第四共和国时代完全一样”。由于日本跟法国有相似的司法制度，法官影响政策的空间相对萎缩，更增加了日本文官体系的重要性。政治家与官僚合作的黄金时期，是田中角荣的时代，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此获得了令人惊诧的进展。进入9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发展放缓的困局后，庞大的官僚系统就成为政治家们寻求变革、发出改革呼声时的众矢之的。到了2009年的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时期，与官僚决裂简直就成了民主党的招牌。但实际情况却是，政治家们以自己的挫败收场，一再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官僚系统的能力相去甚远。

小泉纯一郎曾经是一个强有力的变革者，他在2001年进行行政改革，目的在强化政客们的权力，削减文官对政策权力的影响，增加首相及内阁的权力，减少首相对文官的依赖，这也是战后日本史上第一次，首相有权在内阁中主动提出政策提案。2005年小泉又进行了另一次大规模的邮政民营化的改革，这个方案遇到元老派的强烈反对，小泉宣布解散国会，在重新举行大选后，自民党获得大胜，使得自民党的党务进一步中央化。自民党的首相从未控制党务，小泉的作为是反传统的。除了中曾根康弘时代以外，小泉似乎是真正能使日本首相走向英国首相制的人，但他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被视为小泉接班人的安倍晋三，在保守主义回归的潮流中，能否在二次当选后走得比小泉更远一点，仍旧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