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

（原题：中国泡沫经济之危）

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