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3）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三、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腐败猖獗的所谓“亚洲的戏剧”或“拉美病症”。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十二五”(2011~2016年)规划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没数的。所以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作“目标模式”。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四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对此大家都很认同。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1989年以后，坚持计划经济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