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3）

真正的国学应当是指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用我常讲的一种说法，这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里涉及“民族”、“国家”、“国学”的概念问题。西方有人将汉语的“国学”表达为“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这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意识到这是关乎“Ｎａｔｉｏｎ”、亦即现代性“国家”的学术。现代汉语“国家”这个词语可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种是前现代意义的国家（ｓｔａｔｅ），如齐国、楚国等，或者帝国〔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ｍｐｉｒｅ）〕；一种是现代性意义的国家（ｎａｔｉｏｎ），例如中国、美国等等。“ｎａｔｉｏｎ”意谓现代“民族国家”，如“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国联）、“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联合国）。现代汉语“民族”这个词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是前现代意义的民族（ｅｔｈｎｉｃｓ），一是现代性意义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在现代性意义上，民族和国家其实是一个词、即一回事，就是ｎａｔｉｏｎ。在前现代意义上，中国有５６个民族；然而在现代性意义上，中国却只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或者国家，就是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中华民族”或曰“中国”，这也就是国学之所谓“国”。“国学”这个词语的出现，乃是在中国开始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产物，它是中国部分学人的现代民族观念或现代国家意识之觉醒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人强调：现代中国不是“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而不过是“文化国家”或者“文明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进而认为今天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Ａ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ｂｅａｓｔａｔｅ）。这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说他们无知，是说他们竟然不懂得区分前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说他们别有用心，是说有人希望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令人痛心的是：国内学界却有不少人居然也在随声附和这种论调！

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

现代所谓“学术史”本质上只是一种实证史学、而非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对经学的一种解构，且并未给出建立国学的路径，原因在于它不过是实证史学的一种尝试。比较而言，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尽管仍然是“史”、而非国学，但却更近于真正国学的精神，即其实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象化、“客观”化的“学术史”，亦即并非纯粹的实证史学，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传达出了现代性的“国”的精神。其自序云：“今日者，……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国情政俗相恰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已尽变故常为快。……言学则仍守故纸业碎为博实。……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现代范式的史学，上文已有说明，其本质是一种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其立场是“客观”化，其特征是对象化，总之是不切己的，不是“为己”之学（《论语·宪问》）。这与国学的性质相去甚远。国学之“国”意味着文化立场上的“中国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而不是什么客观性；所以，国学的内容决不是研究者主体的自我存在之外的研究“对象”，而是这种主体的一种自我表达；因此，国学绝非“科学”、“史学”之类的东西。

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其所谓“国学”绝非国学。与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深刻内在关系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使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丧其故步”，使得现代中国学术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强调：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显而易见，胡适所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历史”学，而且是所谓“中立”的实证史学。他试图“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但这种“历史的眼光”其实是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下，“历史”就是“国故”，即是已经过去了的“故”纸，是与主体意识无关的“客观”的东西。实证史学在学理上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必然遭遇“认识论困境”：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所谓“客观的”历史，我们只可能知道被历史学家叙述出来的历史；然而历史学家总是由当下的生活所生成的、具有不同主体性的人，结果我们看到的总是不同主体的不同的历史叙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用实证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学”的结果，这样的“国学”将会成为一种与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与中国人当下的“国”毫不相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