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6）

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胡适提出：“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这种为历史而历史的说法，实属大谬不然，似乎国学是与我们当下的现代“中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试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为什么“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国学的目的，是为建构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服务，为之提供精神支撑。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国学不是现代科学或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这里所说的“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是笔者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着两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比如说宗教性的“国教”、或者非宗教性的官方思想体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根本的规范性、指导性的部分；而另一种是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众媒介中受到正面的倡导、宣传、传播。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远不等于“政治”，更不等于“政府”，而是指的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既有“政治国家”，也有“公民社会”。儒学作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恐怕不大可能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应该、而且必将成为一种柔性的公民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正如前面谈到的，“国学”的更为确切的翻译应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甚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这是因为：一方面，“Ｃｈｉｎｅｓｅ”完全是一个多余累赘的限定语，因为其他国家并无“国学”的说法，故而“国学”自然是指的中国的学术；而另一方面，“国学”也非泛泛的所谓“文化”，而是具有某种“国家意识形态”意味的东西，是一种理论、原理，甚至是一种主义、教义。“国学”的含义不应该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而应该是“中国的国家学说”。

（作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