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对我党群众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群众工作，注重宣传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得到了最广泛群众的真心拥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重温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仍然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最好的教材之一。
一、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的主要表现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肃红军纪律，搞好军民关系。1927年秋，工农革命军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部队中一些战士随便拔取老百姓红薯充饥的情形，并且一路上思考着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10月24日早晨，毛泽东在井冈山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向工农革命军做上井冈山的动员，他语重心长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三条纪律。毛泽东习惯性地扳着指头说：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1］（P115）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进攻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部队将小商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还错借去睡觉的门板以及将铺草弄得遍地都是等新的情况。毛泽东听到反映后十分重视，随即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打烂东西要赔”。［1］ （P133）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沙田圩，将以上两者合一，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 （P188-189）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并由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重要的行动原则，确保了人民军队政治任务的完成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证明，一支有铁的纪律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
2、关心群众生活，坚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就是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就是要为群众办急事、难事、小事、麻烦事。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上山后，毛泽东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分析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于是，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就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广泛动员农民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先后都分了田，平均每人分配到3亩。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获得解放后，井冈山农民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就好”的呼声。为此，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下，什么党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2］ （P102）
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他在大会上还说“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2］ （P138-139）
历史已经证明，在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处在非常严酷、非常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能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困?从而建立稳固的红色革命政权，其原因就在于党能和人民在一起，关心老百姓的困苦，与群众同甘共苦，为群众谋利益。
3、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一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每到一地，都首先要做调查研究。1927年初，毛泽东根据对湖南农村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实际调查，先后作了《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农村的阶级阶层状况和政治态度、土地占有情况和工商业发展状况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这个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 （P109）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 （P115）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从而在我党历史上首次自觉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通篇精神和实质是反复强调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才能求得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正是这篇著作，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雏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孕育着飞跃［3］ （P4）。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政干部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群众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因此，井冈山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中央苏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革命和从事群众工作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
4、坚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是此前未有过的。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注重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4］ （P192-193）
毛泽东还规定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从1927年10月起，毛泽东就在实践中把群众工作作为一项重大事情来抓。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首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 （P126）“三大任务”的制定和颁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说明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给养，不过多增加地方负担，从而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都有了明确目标。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其中，特别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5］ （P86）
在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除了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外，还建立健全了广泛的群众组织，人人都来做群众工作，使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当时革命群众组织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革命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工会、妇女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等；二是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由于广泛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因此，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苏区经济，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5、树立良好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树立良好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法宝。1928年5月4日，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万余湘南农军上山，吃饭问题成为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和边界党在断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后，号召全体官兵勒紧裤带，节约开支，度过难关。毛泽东、朱德率先垂范，带头吃野菜。当年，工农革命军没有军饷，每人每天只有5个铜板的伙食钱，每天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有时连南瓜也吃不到，就靠野菜充饥。“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是当时在井冈山上广泛流传的一首红色歌谣，也是当时井冈山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然而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没有谁怨恨什么人，因为这种艰难困苦已经是习以为常；因为这种艰难困苦在人人平等和没有任何人搞特殊化之中。毛泽东当年曾感叹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一律四角……。”［1］ （P353—354）有一幅反映官兵平等的对联这样写道：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毛泽东时刻想着贫苦农民，在寒冷的冬天把自己的棉衣送给农民；为了节省一滴油，毛泽东只用一根灯芯办公和写作；朱德和士兵们一道下山挑粮，亲自嚼烂草药给伤员敷伤口；朱德军长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彭德怀送银元给群众帮助其重建家园；许多党员干部看到饭不够时不声不响地走开，让战士们尽量吃饱。这些故事，在井冈山斗争中不胜枚举。它像无声的命令，鼓舞着工农革命军战士和边界人民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使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6］ （P148）这首七十多年前中央苏区群众称赞苏区干部的山歌，正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和精神血脉的传承与发扬，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区斗争历程中精心培育形成的。
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定解决不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定严重受损。毛泽东切齿痛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他多次告诫我们：“要反对汀洲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2］ （P138）“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 （P140）汀洲市的领导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倾听群众呼声，不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于群众生活一点都不理。”他们只会用行政命令，靠强迫摊派的方法开展工作，群众不买帐。结果，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均未领导好、组织好。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2］ （P138）毛泽东同志因此说：“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7］ （P277）。毛泽东称赞长冈乡、才溪乡“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模范工作者”。
6、做好群众工作，要注意研究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做好群众工作，要注意研究工作方法。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 （P139-140）他提出要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那样“有很好的创造”，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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