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思想（2）

三、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廉政为民思想的内容很丰富，但其主要指向为“两个反对”。

一是反对贪污和浪费。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禁运政策，中央苏区的物资极端匮乏。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廉洁奉公，勤俭办一切事业。但是，也有少数人员受旧社会传统陋习的影响，以及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特性，出现贪污浪费的行为。毛泽东非常强调反对贪污浪费。他在“二苏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页。）如果说上面两段话是宏观之论，那么对于怎样节约，毛泽东还有很具体的指示。他与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项英签署的一道训令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同时要注意到经费节省，决不是工作减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39页。）这些论述，足见毛泽东反对贪污浪费态度之坚决。

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看起来是工作作风问题，似乎与廉政建设无大碍。但实则不然，这两个主义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相背离，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对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群众耍官僚、发命令，怎么可能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呢？不去掉这种作风，群众工作不可能做好。毛泽东对此有一系列重要论述：—1932年11月，毛泽东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个决议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49页。）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中继续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在这个报告中，他还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125页。）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继续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46页。）他还指出：“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上述“两个反对”，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

对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是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两点：

一是强调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毛泽东特意要求积极分子入党应具备五项基本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812—813页。）这五条中，有的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比如“不吃鸦片，不赌博”、“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作为入党条件怎么还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在当时，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人士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一些指战员，其思想进步、作战勇敢，但旧习未改。因此，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改掉这些坏毛病。将这几条作为入党条件，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提出的能从组织上保证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意识到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党员和干部。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舆论的思想教育作用。当时中央苏区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刊开展的。毛泽东经常通过这些报刊特别是《红色中华》发表关于作风建设的讲话和指示，积极推动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素质的思想教育。

二是强调检查和监督，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尽管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处于草创阶段，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努力进行制度建设，加强对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检查和监督。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说：“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如果说检查制度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工作人员的，那么监督制度则有来自各方面的，而毛泽东那时主要强调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61页。）

为了体现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监督作用，毛泽东强调通过选举吐故纳新，进优汰劣。他说：“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能“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保证“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161页。）

当然，中央苏区时期主要是战争岁月，进行连绵不断的反“围剿”战争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尽管很强调制度建设，但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也由于政权草创还缺乏经验，因而制度建设在某些方面难免还存在不健全、不切合实际的缺陷。尽管如此，当时强调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央苏区的廉政及作风建设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