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怎样走好群众路线（2）

向春玲：社会管理应该是一个常规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在经济管理中，比如说你去问一些老板，问一些企业家，你说你做经济管理是不是等到你生产上出事了，销售出事了，流通出事了，分配出事了，再去做经济管理？企业家不会赞同，那样的管理，只是应急管理。而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一样，也要有日常性，要在基础上、从根本上来做好这项工作。社会管理一定要从源头上做起，在社会管理工作的全过程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等到真正出事之后，等到在下一阶段，由综治委、公检法出动，那样的话就非常被动了。只要对老百姓的事情上心，就会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要政府回归服务宗旨，为人民办事，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

记者：程先生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如何看待我们在现阶段集中、反映各阶层人们的意愿和诉求上的体制优势？

程湘清：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长治久安的社会。怎样防止内乱？怎样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怎样才能跳出“先兴后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一句话：要靠民主和法制。民主不仅表现为工作作风，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国家制度，从国家层面讲，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基层层面讲，是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最早始于城市。后来主要形成居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称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事实证明，在基层，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才能有效化解矛盾，才能充分反映群众诉求，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调节机制，真正加强、促进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要构建多元化参与主体

记者：在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工作意义重大，社会组织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向春玲：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走群众路线不是说领导要挨个到成千上万老百姓那儿去，这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是通过组织这个渠道，把群众的诉求表达出来。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社会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的表达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要建设有限政府，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就必须交给企业来做；凡是社会能做的，政府就必须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它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和行政组织资源管理社会宏观的公共事务；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它直接地了解社会成员的具体需求和具体利益，及时地向政府反映和表达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意见，并通过非官方的力量动员和开发社会资源，管理社会具体的事务并从事政府无力顾及的一些公共服务。

毛寿龙：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创新，当然也是一个社会能力培养和自我发展的进程。政府要改革，但如果社会本身缺乏能力建设，很多问题又会找到政府。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政府职能下沉以后，招了很多协警，招了很多城管，包括居委会，包括社区,在这个领域也是一样。由此一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哪些事情应该是社会做的，哪些事情应该政府做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政府承担太多的事情，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时候应该发展完善一批社会组织，把社会本身的能力培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应对精细化管理，尤其是对社会组织和政府行为的规则给予更多的关注。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性、累计性与多方面参与紧密相连，公共性越强，方方面面的参与性越强，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力度越大，这个创新越可能持久，越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