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清场悲剧再次验证民主困境（3）

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必须通过选举，而选举成本堪称天文数字，这又给了资本介入的契机。我们知道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如果说中国官商勾结还需要遮遮掩掩，在西方则是光天化日）。

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今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 Town》）。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

现在的立法塞满成千上万条妥协条款。1913年创建美联储的法案只有31页。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监管法）共37页。2010年新通过的银行法《多德—弗兰克法案》共849页，外加数千页的补充条款。《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的成果）超过2000页。而所谓的补充条款，就是各种条件、例外和豁免权，而掌控这些内容的人恰恰是被监管对象。

这本书得出的冷酷结论是：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地程序化。美国正如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作恶成了惯例，违法成了时髦。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

正是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面对西方民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醒悟。当代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在《金钱与权力》、《文明》后，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根源则在于作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使一代选民得以在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下过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站在埃及人的立场来看，既然民主制度在西方都已经运转不灵了，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怎么可能在埃及这片完全不同的土壤中获得新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