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清场悲剧再次验证民主困境（2）

在今天，海内外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并不讳言民主转型的代价。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纲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民主，现在正在过“历史的三峡”。也就是说处于极度凶险、命悬一刻的境况。另一位自由派学者、去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他把民主化比喻成坐飞机：飞机是很危险可能会坠毁，但是因为飞机危险我们就不坐了吗？可是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飞机、过三峡的船的话，飞机坠毁、轮船沉没的时候国家不就毁灭了吗？但是他们的比喻也确实说明了，向民主转型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现在西方之所以看好印度的未来，就在于它们认为印度已经穿过三峡，中国则仍然面临着高风险。在西方看来，中国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溃、国家不解体，也要发生长期和大规模的内乱和动荡。

尽管民主转型代价高昂是历史定律，是普遍性，但仅就埃及而言，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素存在。

首先，埃及是世界上高度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革命引发的动荡双重打击下，失业率高达31%（革命前仅为9%）。不仅如此，埃及这个国家文盲率高达27%，其中妇女的比重高达69%。

虽然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搞民主，比如世界上最穷、最落后、最混乱的国家海地，已经民主两百多年了，但要想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经济基础（以及普及性的教育）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埃及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发生过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政教分离运动，至今，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化解世俗化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人一票的选举，必然是伊斯兰势力获胜。过去的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如此。其结局大多相似。或者军方发生军事政变，进而演变成全面的内战，或者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再者，有些穆斯林社会长期缺乏妥协和宽容精神，这种国民性在革命时可以表现为立场坚决，绝不退步。却也造成当执政者做出让步，准备走向民主时，国家错过从上而下的、代价较低的转型模式，甚至在民主成功之后，采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冲突。这一幕在突尼斯和埃及都反复上演。当穆巴拉克宣布不再连任、自己的儿子也不参选、任期届满之后即进行全面、自由、公正的选举时，却被民众拒绝了。结果权力被交给军方，大大延长了过渡期。随后又在穆尔西执政一年后，再次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将首位民选总统赶下台，造成全国性的对抗，终至演变成空前的血腥悲剧。实际上，这种不妥协，已经把埃及的民主扼杀在摇篮中。历史已经一而再地证明，在血泊中诞生的只有暴力，而不是民主。

最后，根据所谓的青年人指数，即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比率超过50%的国家最易发生革命，最易激进。而埃及就属于这一行列。青年人比率高，一方面可以推动革命的发生，但又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转型的动荡程度。所以日本曾有媒体根据这一条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发生革命。不仅是中国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少，而且大都为独身子女，完全能得到父辈的庇护。

透视埃及的民主悲剧，除了历史普遍性和它的特殊性之外，还应看看今天也同样处于困境中的西方。

西方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地，但到今天，以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已经全面陷入困境。截至2012年，欧元区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90.6%，整个欧盟则高达85.3%。主要国家则分别为：德国81.9%、英国90%，法国90.2%，意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腊156.9%。西方另外两个大国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日本则创下世界纪录超过240%！国际通行的标准则是，超过60%即为警戒线，再高就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相关研究也表明，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0%，该国经济增长将陷于迟滞。如果债务占GDP超过100%的话，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负担，将使未来削减财政赤字十分困难。枯燥的数据揭示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西方困境。

西方危机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它实行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当今民主制度有一个理论假想：政府是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人民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会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如果说过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绝对公有制（即经济上均贫富）是人类已经证明失败的乌托邦，那么西方民主社会另一大乌托邦即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一人一票）的失败也正在被历史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