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4）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对落户人员的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取向，不具有普惠性。各地户籍制度改革虽然总体上都已放宽了户籍政策的限制，原则上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城市提供了可能，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却又设立了相对较高的资本条件和人才标准，比如购房入户、投资入户、积分入户等，目的在于更多地吸纳资本和人才。而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或农民挡在了门外。

其次，现有户籍制度改革更多地集中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形式划分上，尚未从根本上触及更深层次的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虽然很多地方取消了城乡二元的户口划分，使城乡户口之间的等级差异有弱化的趋势，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城乡户口中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户口的价值依然存在一定的等级分化。“统一城乡户口”虽是未来户籍改革的趋势，但并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部。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才是改革的核心。如何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才是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

再次，由于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模式不同，有的城市户籍开放程度较高，有的城市户籍开放较低，所以也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之间户口的等级差别，即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镇之间的户口等级化和价值化趋势更加明显。

总之，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已经有所松动，城乡户口的等级化或价值化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模式的差异性，以及改革的不彻底性，现行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户口的“去等级化”或“去价值化”；而且，在不同城市之间，户口的等级化观念和价值化意识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三、户口等级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近半，为49.7%，城镇人口总规模为6.66亿。但这其中包括了在城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2.21亿人，而农民工规模则超过了1.6亿。这部分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是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实际上是有一定水分的。如果剔除了这部分人口后，我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尚不足40%。可见，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⑧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市民化，就是让一部分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成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这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户口问题。虽然户口问题并不是市民化的全部，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市民化的可能和路径。因为，在现有的户籍制度条件下，户口并不只是一个农民抑或市民的身份问题，更注意的是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和生存问题。如果没有城市户口，从长远来看在城市生存都将成为问题，更不用说融入城市社会，过上像市民一样的生活了。

然而，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户口等级差异的不断加剧，市民化对广大普通农民或农民工来说似乎变成了一件既可能、又不可能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部分中小城镇为了广泛吸纳人力和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不断放开户籍限制，降低户籍门槛，鼓励外来人员入户，因此给广大农民工在小城镇落户、实现市民化带来了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往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为了严格控制自身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般都设立了较高的经济条件和人才标准，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这些城市落户实际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要想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实现市民化，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知道，目前大城市仍然是吸纳农民工人数最多、也是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大城市的这种户籍限制也让农民工市民化及路径选择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市民化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农民工经常要做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坚守还是返乡？然而，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面对市民化这一问题时，往往并不是选择在大城市坚守，也不是选择直接返回农村，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在大城市挣到足够的钱后，回到家乡或离家乡较近的小城镇或县城长期定居生活。因为，虽然现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在大城市实现市民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没会打消长期以来深深地刻在几亿农民工脑海里的市民化梦想，于是就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路径，即“就地市民化”或“就近市民化”，所谓“离土不离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从定居意愿上看，24.8%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县城或小城镇，6.9%的人希望定居在地级市，9.0%的人希望定居在省会或副省级城市，14.7%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直辖市，另有35.7%的农民工表示在哪里务工就住在哪里。但是，考虑到大中城市落户的难度，农民工实际上选择在小城镇定居或进行市民化的比例显然还要更高。也就是说，就地或就近市民化对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市民化路径，也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选择。其一，对农民工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可能；其二，对大中城市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大城市缓解了庞大的人口压力；其三，对小城镇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小城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原因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似乎遇到了挑战，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工对市民化的更高期望和预期。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仅有着自身独有的群体特征，而且对市民化也有着更加强烈的向往和期盼。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其中打算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占45.1%，而愿意回到农村生活的只有33.4%。⑨这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有关。较早而又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了较高的认同感，而对农村明显缺乏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