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国之难，主要难在治官

中国的历史一再显示，治国的关键环节不是治民，而是治官。国家虽然官少民多，但治官的难度往往比治民大。

虽然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崩溃大多是“民反”造成的，但导致“民反”的原因却往往是官僚阶层的腐败或社会治理错误。官僚阶层的“内乱”也多次导致国家动荡甚至“亡国”。

世易时移，中国来到现代社会，国家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官员的社会角色也在随之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形态又积累了大量新变化，官员的社会属性继续跟着变，“治官”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传统称谓的“吏治”如今面临新的问题和紧迫性，它们是：

第一，中国社会经过反封建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大体现代化，现代法律体系已然成型并且运转，但一些官员对“官”的理解仍受到传统官场文化的大量影响。有些官员仍在思想深处将自己置于社会和法律之上，“公务员”的政治含义并没有被他们理解，对这些人来说，“公务员”只是一套由国家保障的福利体系的代名词。

第二，市场经济来得很猛，新中国建立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官员道德体系受到冲击，但国家没有积累出调整、补充这一道德体系的政治力量，因此这个体系在已经不完整的情况下继续运行，它不断被一些官员的越轨行为挤出漏洞。

第三，互联网突然将以往公众“看不见”的权力推到阳光之下，使经过选择的官员生活展示改变成“现场直播”。对这样的新展示方式官民都不适应，官员们普遍没有经过现代舆论的洗礼，公众对官的要求则是理想化的。互联网对具体官员不雅行为有很强的放大效应，这很容易对冲中国政治领域取得的各种进展。

第四，中国官员的产生方式与西方不同，责任也不太一样，这当中有大量理论问题有待厘清。中国官员权力大，政府同时具有“无限责任”。这究竟是权力架构的设计之失，还是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确需要强势政府的存在？“一把手”负责制为什么会在中国频现极端，为什么对权力的制约搞着搞着又总是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