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户籍改革难度 （2）

去年上半年，我去诸暨店口镇调研小城市发展。没想到的是，热情接待我的镇党委张书记，并没有像通常这类调研一样介绍经济状况，而是侃侃而谈店口镇社会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增强对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以及给予农民工相应社会福利的问题。

这里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只要劳动力持续紧缺，城市为了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就不得不给农民工以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户籍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到了这一情势，农民工要不要城市户籍，还得看农民工高不高兴。所以关于户籍问题就逆转过来了，即成了城市有求于农民工。

然而我低估了资本的力量。资本对于前两年劳动力的陡然紧缺，完全缺乏必要准备，只能靠涨工资解决。而在高工资吸引下，2012年农民工比上年增长3.9%，同时资本也开始实施“机器换人”，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开始降速。所以尽管仍存在着劳动力总量减少，但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却在悄然变化。2012和2013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势头已明显趋缓。

所以，劳动力总量减少是一回事，劳动力实际供求关系又是另一回事。工资上涨，使得原先呆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来寻找工作，从而增加了劳动供给。资本不堪成本压力，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了对于劳动的需求。中国经济因外需陡减，内需又因居民收入增长放慢而难以较快增长，再加其他种种原因，也在缓慢降速，这又引起国民经济整体对于劳动需求增长的下降。

正是在这些非常复杂情形之下，让人对于劳动力求大于供局面的出现，开始产生疑虑。而只要不出现持续的劳动力求大于供，只要城市觉得还能解决劳动力问题，就较难自觉自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此情势下，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就较难取消。

不管怎么说，户籍制度都是城市化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如果户籍制度长期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如果户籍制度长期妨碍社会融合发展，那么不仅城市化难以较好推进，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亦将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