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转型的难度与风险（2）

一

革命党的政治惯性难以打破，相比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党自身转型相对滞后

人民论坛记者：就我国现实而言，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很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也很迫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有难度。转型为何如此之难？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革命，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高度革命化，无论其“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架构，还是“武装割据”的组织功能，都是围绕“革命”卡位，革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身份、道德、理想、信仰、权力及文化属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育成长的摇篮。

革命是在自然生命和意义世界之间做选择，中国共产党凭借革命完成了凤凰涅槃，实现了对世俗政党的超越，创造了星光熠熠的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和独特文化，通过这种创造彻底征服了中华民族，成功上位为执政党。这种先党后国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威意味着党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拥有全面重新定义的能力；通过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诠释形成自己全面执政的威权政治模式，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共产党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生存，所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而一旦这种赖以支撑的冷战格局消失，共产党政治的自我强化和外部激励机制就立即塌陷，东欧剧变和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真反思的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其他国家共产党幸运的地方。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转型的开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自觉实现国家转型的动员令，直到今天这种转型还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中得到执行和继承。应该说，中国国家转型是成功的，实现了全面改革与开放，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都是这种转型成功得到的成果。

然而，相比较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相对滞后了。党的转型自觉和实践在时间上明显落后于国家转型，意味着执政党奉行和遵循的依然是革命党的文化和技术，沿袭的依然是革命党的遗产和惯性，这就造成执政党成员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等方面都还停留于革命党的经验系统，执政工作实践中在理念、认识、技巧、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路径依赖，普遍缺乏民主法制精神和能力。这势必造成执政党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普遍紧张，当社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抵制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时，必然表现为对掌权者的不满，最后演变为老鼠商量着给猫带铃铛。由于操作上既缺乏技术支撑，又缺乏“猫”的接受和配合，所以只能不断堆积矛盾与摩擦，而这又逼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断进入紧急状态。如此反复，“革命党”的历史本能被一次次唤醒。“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唯一标准，执政党的革命紧张本能不能代替生产力标准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显性力量。

由于国家和社会先于政党转型，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长和发育，这种开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对执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和全面执政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根本说来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两股力量之间在性质上发生了差异，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执政党天然的局部性之间无疑构成了直接冲突。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兴力量不仅在感受上有了差异，而且在相互关系的方向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执政党一贯都是界定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主体，如今的情况开始发生逆转，国家、社会与市场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开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权利，重新界定执政党的边界和活动范围，于是就出现了党政、党企、党财、党事、党人等领域的全面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危机。这种管理危机不断地冲击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上升为执政威胁的时候，执政党的正常转型意愿和努力就被危机管理和临时应对所代替，转型大计就这样一次次被紧急状态所代替而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