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对苏联解体的一种解读（2）

同时，肖枫先生说，坚持“合力论”当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应区分主次。就“外因”、“内因”而言，内因为主，苏联是自毁长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因当中，也应区分主次。他说：“现在这方面的分歧不小。我认为，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体制制度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党的原因。肖枫先生说，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致命性的。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苏联解体的进程表明，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使苏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丧失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最终遭民众抛弃。这样的党没法不亡。汲取苏共教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二是制度原因。肖枫先生说，制度体制问题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邓小平的说法，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苏共和苏联历史看，74年间领导人换了好几茬，新的领导人也有意解决前人的问题，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归根到底也要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而且执政党的问题本身也是整个体制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强调党的问题而否定体制问题的根本性。

讲到体制问题，势必要涉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肖枫先生的观点是，苏共变质，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变质了。虽然苏共二十大之后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但从历史根源上讲，许多问题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去的，历史是不可人为地割断的。事实上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

西湖边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来，挖掉支撑它的最后一块砖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积月累地腐蚀着这座塔基的诸多历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也是这样的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主持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过程中，我也多次讲过类似的意见。最后，我们课题组的意见是这样表述的：“苏联东欧剧变，是20世纪下半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东剧变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来说，苏东国家在思想理论、体制制度上长期处于僵化状态，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从现实原因来说，苏东国家从摆脱僵化又走向了自由化，思想理论的混乱导致政治上混乱，从而失去了社会发展基本准则和方向。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义重大而又深远。”“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实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新思考。苏东剧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中发展和完善，但改革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改革会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二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跟不上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党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的看法是，“制度”和“党”是两个关键问题，“僵化”和“自由化”都会葬送社会主义、毁灭党。因此，我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肖枫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还有许多经过长期思考、深入研究、反复斟酌的观点，值得我们大家重视。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为他作序的原因。

最后，我希望读者也能够喜欢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