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风波告诉和没告诉我们什么？

埃及最近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6月30日，穆尔西总统上台刚一周年，世俗派对他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街头抗议，7月3日，他终于被军方赶下了台。正当我们以为秩序开始恢复，为之松一口气时，又轮到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穆尔西的选民基础──不高兴了。他们涌上街头，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抗议。8月14日，失去耐心的军方暴力清场，导致至少600人在冲突中死亡。

如果说之前热烈但相对和平的街头抗议还让人对埃及局势抱有希望的话，8月14日以来的冲突给埃及带来的创伤却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弥合。　　

就在不久前，埃及还被视为民主“新秀”。虽然土耳其、印尼等国家已经显示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但是当伊斯兰文化的腹地──埃及这样一个古老大国──出现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浪潮时，整个世界还是感到了别样的振奋。尤其这些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坏消息不断，埃及成了众望所归的对象。　　

然而，从穆巴拉克下台到今天，两年多过去，埃及就像穿行于暴风雨中的轮船，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始终没有摆脱岌岌可危的状态。虽然今天还不能断言埃及的民主转型已彻底失败，但这些天的风波已经让全世界领教了这一过程的艰难。　　

这种艰难放在一个相对短的历史坐标里来看格外明显。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三四十个民主国家，而今天全世界有了100来个民主国家（根据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在这一过程中，近期的阿拉伯之春之前，除去个别国家的悲剧（比如前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是和平实现的，虽然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吵吵闹闹的议会政治、低密度低烈度的政治暴力对几乎所有民主化国家而言都不少见，但是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并不常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埃及──确切地说整个中东──民主化中的这种烈性冲突，就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痛心。　　

民主转型艰难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在任何社会裂痕巨大的国家，民主转型都将是艰难的，而当这个裂痕已使社会充分两极化时，民主甚至可能脱轨。这个裂痕可能是宗教的（比如伊拉克、埃及），可能是族群的（比如前南地区、南非、台湾、肯尼亚、尼日利亚），可能是阶级的（比如贫富悬殊的拉美），也可能是城乡之间的（比如泰国），还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比如魏玛德国）。但不管这个社会裂痕由什么引起，只要这个裂痕太大，那么由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就可能造成政治超载，民主机制就可能因难以承载这样的剧烈冲突而陷于瘫痪甚至崩溃。　　

更糟的是，民主化本身内置的社会动员机制，甚至可能在一个阶段内“激活”这种曾经被高压政治所掩盖的裂痕，恶化社会冲突。如果我们观察“第三波”民主化，会发现相对平稳过渡的国家（比如东亚、东欧以及南欧的多数国家），多是结构上──无论从经济还是族群角度而言──相对“同质”的社会。社会结构的相对“同质”意味着民主动员很难沿着那个社会裂痕进行甚至扩大那个裂痕，意味着冲突的可调和性。　　

深度社会矛盾冲垮正常的民主程序，正是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在世俗派眼里，穆尔西及其支持者试图垄断权力，并推动埃及的伊斯兰化，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为了阻止埃及“伊朗化”而斗争。在穆尔西及其穆斯林派支持者看来，世俗派对一个民选总统处处吹毛求疵、反应过激，最后不惜通过政变把穆尔西赶下台──他们才是破坏埃及民主的真凶。　　

我们常常认为政治的失败源于政治家的偏狭，却往往忽略政治家作为特定社会集团的代言人，其偏狭往往也是社会普通成员──即你我他──偏狭的反映。就埃及而言，固然，穆尔西和军方都有各自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各自“群众基础”表现出了的狭隘和暴躁也触目惊心。引发世俗派群众上街的，据说是穆尔西的专制倾向和他将埃及伊斯兰化的做法，但仔细分析穆尔西的作为，似乎常常是他这边刚抬起手，那边就大喊“杀人了！杀人了！”　　

穆尔西做法里最有争议的无非是去年11月制宪危机中的“总统令”。当时穆尔西和穆兄会控制的制宪会议试图推动制定新宪法，而世俗派及其核心政治力量──法院──则因为缺乏信任而试图解散制宪会议，相持之下，穆尔西11月22日发布了一个“总统令”。根据这一“总统令”，在新的宪法通过之前和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之前，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废止总统上台之后的法令；司法机构无权解散制宪会议。　　

这些做法有些很糟糕，有些则明显是暂时的“防御性”措施，民众抗议固然可以理解，但穆尔西是否已经“倒行逆施”到需要民众通过杀人放火、甚至欢呼军事政变的方式被赶下台？在强烈的民意反弹面前，穆尔西其实已经做出了一定妥协，比如很快撤销了11月“总统令”，但世俗派仍然不依不饶，新宪法12月公投通过后更是“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