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易与无政府主义结盟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劈头就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人类非但没有进入一个真正人道的环境，反而沉沦到新形式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的问题蕴含着一系列思考：为什么在启蒙主义的故乡欧洲会产生出反理性、反人道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战争和屠杀机器？为什么科学昌明、教育普及未能阻止愚昧、迷信、狂热和专制独裁？为什么平时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启蒙理性，把启蒙理性的本质扭曲成“工具理性”，于是他们与海德格尔殊途同归，都把社会灾难归咎于科学技术思维方式的宰制。但他们不能回避人和社会制度的责任，于是又把意识形态的本质归结为弗洛伊德所说的“集体下意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1941年）中说，下意识有施虐意识与受虐意识两种形式。施虐意识产生出支配欲和权力欲，受虐意识则在自我责备或外来压迫中获得满足。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人的自由丧失殆尽；一方面是施虐癖者耀武扬威，另一方面是受虐癖者的认罪服从。赖希（Wilhelm Reich）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1946年）中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普通民众的原始的、生物的需求和行动在被压抑了几千年之后，他们非理性的性格结构外现为法西斯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人都有法西斯主义心理”的哲学在德国没有被广泛接受，反倒在二战中受害的法国大行其道。

法国哲学从来不受国家主义影响，自18世纪以来又成为自由学说的故乡。萨特主张“绝对自由”，因为没有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也可以是意识想象的自由。在他的笔下，甚至监狱里的犯人也没有丧失绝对自由，他可以有各种选择：或越狱，或在狱中构思革命的哲学，或陷入绝望。即使什么也不想，只是注视着墙上的苍蝇，这也是一种选择。如果说萨特尚且承认自由选择的个人责任，那么结构主义就用“集体下意识”解除了独立自我的个人责任。

后现代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加入哲学行列。后现代哲学所要超越的“现代”主要指启蒙运动的理性、理想和意识形态。它虽然宣布了主体的终结，但却没有结束主体性哲学所依赖的个人主义传统，相反，后现代是个人主义的黄金时代。后现代主义者笔下的个人不再是社会行为和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也不承担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他们不按照理想或长远目标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只是满足于以幻想和幽默为特征的“欲望文化”；他们在社会边缘和日常领域欣赏和享用生活，而不对真理、自由和解放作理论探索。后现代个人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哲学主体被赋予的自由、自主等特性，后现代主体是“突现的主体”、“过程的主体”、“实现和享用生活的主体”，或各种不同欲望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