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兴衰与是两回事

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年仅37岁的日裔美国人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这些年，福山思想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不止一次在国内见到一些福山拥趸向我叙述道：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一直在增多。这种雄辩有时显得有些霸道。一次我在聚会中谈到民主困境时，一位朋友竟失态般地提高嗓门，难道你不知道历史的大趋势是民主化吗？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吗？他讲得有道理，但这种不容质疑的语态反映出理论霸权背后的一些心虚与胆怯。

可是，就在20年前“历史终结论”最火的时候，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就曾给他泼过冷水。亨氏在《外交》杂志上说，历史没有终结。福山奢侈地谈新黑格尔式的福音，充其量只是“历史的假期”，而一旦世界变得多元，文明之间的纷争越来越频繁时，世界就不再是和平式民主的沃土，而是变成大动乱、大战争的坟墓。在我看来，亨廷顿那篇雄文《文明的冲突》发表19年后的今天，当9·11事件发生后，当美国领衔下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其大使却在利比亚班加西被刺死，是这位哈佛大学老师级的理论胜了，还是他的学生胜了，相信越来越多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王文：我知道有许多人都采访过您，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围绕着您而产生的“变与不变”的话语，这包括世界、美国、中国。20多年前您提出“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世界，但现在许多事物都变了，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很多人认为您也变了，您完全修正了过去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看法，是这样的吗？

福山：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并没有改变看待世界的理论基点。我只是对于一些特别的政治问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所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才和一些老朋友合作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危机到来也许不能帮助我们寻求经济政策上的自由，虽然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异，但我认为，国家的政策机制就应该自由民主，在对外市场经济中也应当包含民主思想。这与我早期提出的“历史终结点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并不相悖。

王文：但是从您的理论文本上看，23年前，您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之后出版了许多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在2007年您出版的《国家构建》一书中，强调“强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弱国家”造成的后果，接着您去年出版《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一书，重新再疏理制度的多元化发展脉络。看样子，您的理论思想看起来就像是在进化，不是吗？

福山：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更加意识到国家能力有多么的重要。这一点，可以从我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论述中看出。类似非洲、南亚还有很多国家，其实是没有能力的，那里充满了严重的腐败。国家不会向人们提供服务。所以说，即使他们是民主国家，他们也没有做到民主。所以，我现在才会去探索有关国家构建以及加强国家能力方面的问题。

王文：可不少人认为您是在提升或彻底摧毁了您1989年所提出的理论。

福山：其实我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包含一些东西，使它成为更加复杂的想法。我最近新出的《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我提到政治体制应该包含三个要素：国家、针对所有人的统治规定、对于一些体制的可解释理论。在西方，相对国家的存在，我们着重强调统治规定还有体制的可解释性。在我看来，真正成功的政治体制就应当包含以上三点，缺少这三点的国家不可能快速发展。

王文：我非常困惑，您的理论对美国政策有什么影响吗？很多人都认为您对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小布什政府。

福山：没有。你知道的，我并不经常涉及一些政治争论。我想也许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那次争论是我最具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