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修改党章？

（原题：与时俱进：党章修改的价值解析——兼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党章是我们党立党、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章修改历来引人瞩目。党的十八大成就主要聚焦在三大方面：政治报告传递的中国走向、中央领导集体的制度化交接班、党章修改展示的全党法规性共识。修改后的党章是十八大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因此，学习党章是全面领会和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对于党章的学习和研究，不宜停留在文本意义上，也不应止于“改”与“不改”的技术层面。从价值角度分析，它集中表达了全党的最高意志，反映了时代发展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愿望。特别是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更是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质和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最新认识水平。认真解析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对于推动全党学习、贯彻和维护党章，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溯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从词源上看，“与时俱进”一词，源于《周易》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其意是指顺时而变，循势则通。今天提出的与时俱进，则赋予了古语以新意，其中的“时”，既指时间，也泛指时代，还可意指时势；“进”，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通过不断创新发展而向前推进。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一)“与时俱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依据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六十年来，从徘徊于欧洲的“幽灵”到享誉全球的“经典”，从科学构想到革命实践，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铸造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成就了社会主义实践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灿烂。其力量源泉和内部依据究竟何在?历史和实践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的上升阶段的背景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划时代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从来不把他们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总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改甚至予以摒弃。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一家不大的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多年来，这本旷世经典深深影响着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人，我们甚至把它奉为共产党人的“圣经”和必读“教科书”。但是，《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空洞教条，其思想的发展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2]但可以通过写序言的形式和写其他文章来发展它的思想。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共为《宣言》写了七个序言，以此对原来的思想作了新的补充或发展，其依据正是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斗争形势。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序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依据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这“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不仅构成了共产党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统一的直接理论依据和来源，也给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具体运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撑。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时代特征以及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列宁处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怎样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的条件下，如何在经济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摆在俄国人民面前。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是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由此，列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各国革命“同时发生”的观点，大胆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设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国内外现实估计也比较乐观。但在实践中遭遇巨大困难时，列宁又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历史性地作出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实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无论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困境，都与列宁的高瞻远瞩以及俄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和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是分不开的。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指引着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次理论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充分体现，从而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依据。

(二)“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镌刻在伦敦海格特公园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本质特征，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实践品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决定了其理论发展必须与实践发展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者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意在指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俄国革命要求突破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中国民主革命要求突破马克思列宁的某些具体结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结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要加以理论创新，这些重大突破和创新无一不是对具体实践的历史性回应和解答。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每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5]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其三大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性以及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决定了其理论上的开放性和发展的持续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它始终与时代、实践的发展相一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染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运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与时俱进奠定了深厚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6]